法国轰轰烈烈的“后现代主义”
法国轰轰烈烈的“后现代主义”
法国轰轰烈烈的“后现代主义”
二战之前，传统文化已经被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所谓的“现代主义”挤到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落。从总体上说，二战以后，以清算历史、清算传统等面目出现的新观念、新理论、新体系开始以更为强劲的势头再一次将西方世界搅得浪涛迭起，西方文化进入比现代还要现代的“后现代主义”时期。
超现实主义
法国是西方世界的一员，当然它也要来一阵子轰轰烈烈的“后现代主义”。但是，文化离不开社会，法国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初期的特殊国情使得它的文化呈现出特殊的法国色彩，这种特殊国情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二战期间法国蒙羞，全境落入德国人之手，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存在主义哲学( ）开始兴盛而且还将在战后初期风靡一时。其次是战后法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结果使得法国滚进了美国的怀抱，由此就产生两个相关的文化现象，一是反美情绪，二是反现代化情绪。
战后法国进行现代化建设
一般来说，存在主义是与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让-保罗·萨特(Jean- ,1905—1980)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存在主义哲学并不是萨特个人的发明创造。在两次大战期间，德法两国已先后出现以“存在”为基本命题的哲学流派，但是这种哲学在当时并未引发人们的信奉狂潮。
让-保罗·萨特
要想使一种哲学为大众所接受，一方面当然需要民众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哲学必须能够在比较广泛的层面上切实解决普通大众的思想困惑。二战期间的法国恰恰普遍存在着一种思想困惑，在纳粹的阴影下，政治抉择和道德选择成为法国人生活中萦绕不散的重大问题。
萨特改造的存在主义哲学——“人生选择”
而经过萨特改造的存在主义哲学正是以“人生选择”作为中心论题的，它及时迎合了法国人的心理需求。正是由于萨特的存在主义与二战期间法国的特殊氛围联系在一起，因此，这种哲学必然具备道德哲学、良心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色彩。
萨特的存在主义
要准确理解萨特的“选择”理论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包括，就必须了解他的政治取向。在20世纪30年代，萨特对政治生活的态度比较淡漠，他虽对“人民阵线”发表过一些同情的议论，但在大选时他却连选票也懒得去投。
但是，二战改变了他对政治的态度。他参加了对德战争，但很快便被德国人俘虏。后来他假装身体不好，于是被遣返。1941年3月，萨特回到巴黎，随后即准备组建自己的抵抗组织并将之取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但当他与巴黎的地下抵抗组织联系时却被泼了冷水，对方明言：萨特太爱说话，从事地下活动不可靠。
萨特回到巴黎
1941年夏，萨特又骑着自行车南下“自由区”去寻找真理，但当地的抵抗组织告诉他：“还是把谍报工作留给那些懂行的人去做吧。”于是，萨特又回到德军占领下的巴黎，继续从事其最懂行的职业：写作。
1943年，奠定其理论基石的巨著《存在与虚无》(L'Etre et le Neant )正式出版。在通过文化斗争来参与抵抗运动的过程中，萨特与共产党保持着紧密联系，自称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而且他还公开宣称“每个反共分子都是条狗”。
萨特作品
对于中国人，萨特也是大加赞赏：“中国人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包括，他们可一点也不粗暴，他们直到搞革命也是极安详的人。”不过，著名作家克劳德·西蒙对萨特的评价是：此人讲过“无数蠢话”。后来，苏联在东欧做了许多“老子党”的事情，萨特深表失望并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发出一句拗口的哀叹：“假如共产党没有使我们不能成为共产党员该有多好”。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
了解了萨特的价值取向，再来看他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点似乎可以轻松一些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涉及众多层面，但其基本思想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第一，存在先于本质（L' I ' ):任何一个人，其最初的产生和存在全属偶然；然后，每个人又通过自己的选择而造就出属于自己的本质。
萨特的存在主义
这是人与其他一切事物相区别的根本所在，因为人以外的万事万物都是“本质先于存在”。通俗来说法国轰轰烈烈的“后现代主义”，萨特所言的“存在先于本质”，其含义大致就是：对于人而言法国轰轰烈烈的“后现代主义”，除了生存(“存在”)之外，并没有什么天经地义的道德或体外的灵魂；道德和灵魂都是人在生存过程中人为创造出来的；人没有义务遵守某个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
萨特作品
第二，绝对自由观：从“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基本原理出发可以推导出，人能够不受外界的干扰而作出自由选择，能够依照自己的真实意愿而作出自由选择。这种自由是绝对的，不受任何约束。任何一个人都拥有进行选择的自由，但这并不表明他最终选择的是自由。
第三，行动哲学：人的唯一希望存在于他的行动之中，行动是人活下去的唯一内容。此外，萨特的存在主义还强调对人的重视(即“哲学就是人学”)，强调人道主义，而且还试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和完善，如此等等。
萨特作品
通过“存在”、“选择”和“行动”来为自己定位，这正是二战时期法国人生活神经中的一根主线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包括，萨特的思想因此得以流传。当然，“选择”是“自由”的，一部分人选择了阴暗面，做了“法奸”；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自由地选择了抵抗运动（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
战争结束之后，选择论更是为“抵抗运动神话”提供了一个极其圆润的理论说明，几乎所有人（不论他与抵抗运动有多少联系）都声称自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作出了正确的“行动”。仅仅就是“存在”、“选择”和“行动”这几个词就足以使得萨特能够成为法国人的偶像。正因如此，萨特在巴黎的住所变成了众星捧月的“宫廷”。
萨特在巴黎的住所
但是，几年之后，人们开始渐渐淡忘（或故意忘却）维希政权给他们造成的道德困境，因此，20世纪50年代初，萨特的存在主义就已不再时髦。尽管萨特还受人尊敬，尽管他还在写作、还在呐喊、还在完善自己的理论，但他的学术思想体系却已不再能够唤起民众的狂热激情。
女权主义者心目中的“圣人”、存在主义女作家——波伏娃
谈论萨特，就不能忽略在生活上与他保持特殊关系、在学术上与他并驾齐驱（至少女权主义者这么认为）的存在主义女作家波伏娃( ,1908—1986)。二人初为同学，1929年起开始生活在一起。
女作家波伏娃
不久，萨特提议结婚，但被波伏娃拒绝，她认为，要结婚就要像模像样地操办一下，女方就应按传统方式为夫家带来一笔财礼（嫁妆），但她家却因买了倒霉的俄国股票而变得经济拮据。萨特找到一签订一份“为期两年的租约”。
这种不新续签的“租约”也曾出现过严重危机。1947年，波伏去美国讲学，在那里深深迷恋上美国著名作家阿尔格兰( ,1909—1981);而且相貌丑陋的萨特又有明显的同性恋倾向。不过，波伏娃最终还是坚守对萨特的承诺，保持着与萨特在生活和学术上的伙伴关系，一直至萨特1980年去世为止。
波伏娃与萨特
波伏娃作品丰富，其中最为著名的作品就是在她感情生活极度矛盾时期写成的《第二性》(Le Sexe ，1949年)。评论界认为，她的这本书“是对存在主义最深刻且最实际的运用”，因为此书并不是仅仅是从男女不平等以及性别差异等一般层面上去论述女性受压迫问题，而更多的是探讨女性为何不能承担起“选择”的重担、女性为何没有感觉到要对这个世界负责。
波伏娃作品
她认为，女性要实现自我，就必须制定出具体方案，就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时机并采取积极行动。而且，她还对同性恋特别是女同性恋现象作了细致的辩护。此书极其畅销，但与之同来的却是各种各样的批判和羞辱。波伏娃去餐馆吃饭，认出她的那些人会窃窃耻笑。
波伏娃去餐馆吃饭
一些人更是在报刊上发表评论，认为能在书中写出如此这般的内容，其作者必定是个荡妇。不过，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在战后的渐趋兴起，这类责难也就逐渐减少，《第二性》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圣经”，波伏娃也成为女权主义者心目中的“圣人”。
法国人民的反美化
与存在主义并行于二战初期法国的另一文化现象是对“现代化”和“美国化”的惶恐。通过慷慨的“马歇尔计划”，法国人的物质生活现代了起来，不少法国人为此的确对美国心存感激。
“马歇尔计划”
但另一方面，法国人的这种现代化和物质繁荣却有着明显的“美国制造”的烙印，这就让一部分人感觉到，法国已经被“美国化”了，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原来属于法国特有的东西正在不断失落。
因此，在法国政府为法美合作忙前跑后的同时，法国老百姓却发起对美国的讨伐。1950年，在法共支持下，1500万法国公民在一份国际呼吁书上签名，谴责美国的核垄断并要求美国放弃核武器。
在文化领域，对美国进行猛烈攻击的来自左中右各个集团。以扩大社会公正为奋斗目标的社会天主教徒作家皮埃尔·埃马纽埃尔( ,1916—1984)在《世界报》上称，美国只知“实利主义”而没有“灵魂”。
法国著名法学家、社会学家莫里斯·杜维热( ,1917年生)也在《世界报》上撰文说：尽管“美国威胁”的危险性要小于苏联，但“从长远看，就像克格勃的文明一样，《读者文摘》的文明将会扼杀欧洲精神”。
萨特和波伏娃
对美国电影和美国爵士乐有着浓厚兴趣的萨特和波伏娃一开始是置身于反美浪潮之外的，但是，1953年，美国用电刑处死两个“间谍”（据称这两个“间谍”将美国科技秘密出卖给苏联)，此事对两位作家震动很大。萨特写道：“美国患有狂犬病”，欧洲必须切断与它的联系，以免被感染。
法国文化“新戏剧”的出现
当然，在这一时期，并不是所有的法国文化都是向美国人或现代化开火的，但是，所有的文化却都是越来越明显地传递出在现代化袭击下一切价值观念急剧失落的矛盾情感，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新戏剧”的大红大紫。具有代表性的“新戏剧”作家主要有两位，即尤内斯库和贝克特。
尤内斯库
尤内斯库( ,1912—1994)于1950年创作出最初被喝倒彩后来却长演不衰的荒诞作品《秃头歌女》(La ),其中最为有名的场景是：两个陌生人相遇并开始聊天，结果相继了解到，两个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每天都乘同一列火车去上班、居住在同一幢房子里而且两人都已结婚；进一步聊下去又有新的发现，两人都有一个女儿，而且都是棕色头发，长着一只白眼、一只红眼，但是一个女儿的红眼在左，另一个女儿的红眼在右。
《秃头歌女》
现代生活造成的疏远由此尽显无遗。尤内斯库的另外两部代表作《椅子》(Les ,1952年)和《犀牛》( ,1959年)也都是以极度夸张和荒诞的手法描绘了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无奈与失望。
在描绘现代人“无望之中还在望”那种茫然心情方面，贝克特( ,)的荒诞剧《等待戈多》(En Godot ,1952年)则是达到了一种极致，其基本剧情是：两个流浪汉在一棵大树底下等待一个名曰戈多的人，似乎戈多来了就可以改变他们的悲惨境遇。
《等待戈多》
这两个苦命人相互说着一些无聊而又令人费解的话，做着一些无聊而又好笑的事（如把鞋子脱了又穿上、穿上又脱下），全剧就是在这种无聊之中无聊地向前发展，到舞台落下帷幕时，那个叫戈多的人还是没有出现。这就是人类的精神状态，一种与丰富的物质生活形成剧烈反差的贫困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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