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京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集萃》叮嘱笔者的全书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集萃》一书，是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董京泉同志承接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结项成果，在对中国古代哲学史通盘了解，尤其是对老子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基础上，为党政干部精心编写的一部社科普及读物。全书基本理论架构，就是以寻本根之妙的本体论、探大化之奥的规律论为基础，以求致知之方的方法论，通古今之变的社会历史观为借鉴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突显以立成人之道的修身论，明为政之要的治国论为重点的中国古代哲学精粹，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现实意义，有力配合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有关要增强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学热潮。

为此，修身篇作为主编董京泉同志叮嘱笔者的全书重点内容之一，先是在前半部关于人性论、心性论的两节里，引述了儒释道有关人性、道性、佛性、心性的论述；接着通过后半部两节的更大篇幅，探究了儒、释、道、墨、法各家的人生理想与修身法门，并以代表儒家主流文化的《大学》有关“止、定、静、安、虑、得”的修身阶梯为轴心，对各家学说进行化繁为简，纵向梳理，横向比较的创新性综合论述，点明了在中国人心目中，所谓“圣”者并非高不可攀的“神”，也并非唯有儒门苦修一途，而是无论各行各业，士农工商，官民贵贱，只要德才兼修，均可渐次修成的“大家”翘楚；从而展现了中国古代修身哲学善养浩然之气，明道保真，坚持心性修养与个人行为相统一，哲学与生活相结合的理论优势，剖析了其偏于闭门思过，直觉感悟，忽略社会实践的历史局限性。这说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髓与价值，不仅体现在它探索存在和价值的终极依据的本体论、揭示宇宙变易动静的规律论之上，更体现在它据此精心设计、不断完善的有关如何养心炼性，言功德三不朽的“立成人之道”上。这也是党政干部在新时代修身明德，治国善政，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智慧泉。

修身篇的理论创新之一，是解析了儒家“望子成龙”的教育理想，即按照《大学》的“止、定、静、安、虑、得”的修身实证功夫，培育出以德为基，以道为谋，以气为养，与天地一心，如《易经》里飞龙在天的“大人”。孔子曾结合自己学做君子的亲身体验诠释了这一易德修身观，以“龙”来象征君子从潜伏、露头、跃动、发奋、腾飞到收敛、聚变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具体而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初九“潜龙”，如同正处于确立人生“修止”目标的少年。应做的就是潜心苦学，志向坚定不动摇。

“三十而立”的九二“田龙”，如同经历了大学系统教育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修定”有成的青年才俊。只要能抵御邪恶侵袭，保持真诚本性，终将得到大人的引荐任用。

“四十而不惑”的九三“惕龙”，如同积累了十余年“修静”功夫后，忠诚守信，修习辞令，安居立业的中青年。只要警惕奋发，虽遇险也不会有错。

“五十而知天命”的九四“渊龙”董京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集萃》叮嘱笔者的全书，如同处于“修安”考验期董京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集萃》叮嘱笔者的全书，年富力强的中坚层，要注意进德修业，摸索求变，等待时机，积极演练。

“六十而耳顺”的九五“飞龙”，是处于“修虑”期的精力充沛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地位显赫的壮年人，能听取忠言，自可在人生巅峰期大有作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上九“亢龙”，犹如志得意满，得心应手的“修得”段成熟人士，只要甘于奉献，不持功劳簿贪求无度，自会无悔平生。

修身篇的理论创新之二，是吸纳《老子道经》与《孔子儒经》的研学心得，体味中国古贤知、情、意相统一，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站在道法自然，上善若水，文明晕染，天下大同的儒道理想社会的高度，通过中西理想文化的比较与圣哲故事点评，分述了儒家的仁义忠孝、修齐治平；道家的自由旷达、率性而为；墨家的兴利除害、兼爱天下；法家的重利守法，强国集权；佛家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人生理想论，说明了中国古哲先贤致知通变，明政治国，大道为公的共同追求，为人我和谐及社会和谐的光明大道，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要而言之，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集萃》所强调的修身立本，治国为用的体系看，创新亮点六章皆有。而这有赖于主编董京泉研究员对全书提纲的奠基性引导作用。他不仅鼓励各作者创新并包容展现其新观点，还一马当先：他敏锐地发现，“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从先秦开始，就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分别表现在老子的天人合于道、孟子的天人合于性、董仲舒的天人相感应、庄子和张载的天人合于气、二程和朱熹的天人合于理、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天人合于心等学说中，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故在与作者商议后，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在全书导论中鲜明提出，用以代替一般性的全书内容简介。

事实证明，董京泉同志这一创新理念的确精辟。它不仅突显了全书以党政干部为主要读者的主旨，而且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所涉及的主客观如何统一的角度，提供了解决有关本体论、认识论、修身论、方法论、历史观、治国论等疑难问题的思路。他通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先哲“义理之天”的比较，强调了前者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可使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来的指导地位，可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达到行动上的统一，形成当今“天人合一”文明发展的新局面。

这一理论创新，纠正了西方哲学长期以来“天人对立”的偏颇，有利于我们对古人苦苦追求的“天道”“天命”“天理”“天心”的转化与理论升华，有利于党政干部在修身治国实践中实事求是的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伟力的深刻认识，了解老子倡言的“以百姓之心为心”“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以及孔子主张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仁之道”，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不仅是我们超越了小康时代后，如今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文化资源，而且能增强今人实现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伟大理想的文化自信。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集萃》的理论价值所在。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国学中心原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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