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骏弗里德|一位虔敬派信徒，属于亨胡特
闻骏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全名 Ernst ，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1768—1834）是19世纪最伟大的基督教哲学家和思想家，被学术界公认为“现代神学之父”（the of ）。施莱尔马赫于1768年11月21日出生在普鲁士的布雷斯劳（，今属波兰）。他的父亲哥特利布·施莱尔马赫（ ）是一位虔敬派（）信徒，属于亨胡特（）的兄弟会团体，曾做过普鲁士军队的随军牧师。他的母亲是柏林首席宫廷牧师的女儿，他的祖父是一位改革宗神学家，也是一位虔敬派信徒，活跃于启示录论团体中。基于这样的家庭背景，施莱尔马赫出生七天后（即1768年11月27日），就在改革宗教会受洗，这成为其终生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
1773年，年幼的施莱尔马赫进入布雷斯劳的弗里德里希学校学习。施莱尔马赫自小天资聪颖、成绩优异，颇受众人好评。1778年，施莱尔马赫追随父亲进入尼斯基的莫拉维亚兄弟会（ ），次年举家迁入普莱斯（Pless）。1780年至1782年，施莱尔马赫进入普莱斯市立中学学习。在这所寄宿学校里，施莱尔马赫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尤其是语言类的教育，这为其日后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普莱斯受教育期间，受当时一位著名的圣经诠释学语法——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倡导者恩内斯特的深刻影响，年轻的施莱尔马赫对古典学研究的学术热情第一次被点燃，这也直接造就了其日后对古希腊哲学，尤其是对柏拉图对话进行翻译和研究的持续的学术兴趣和思想热情。
1783年，15岁的施莱尔马赫被父亲送入尼斯基所属的兄弟会寄宿学校。这所学校志在为莫拉维亚兄弟会培养专门的神职人员闻骏弗里德|一位虔敬派信徒，属于亨胡特，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充满热情的教师、严明的管理纪律和自由宽松的教育理念。所有这些都对青年施莱尔马赫的身心成长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施莱尔马赫《基督教信仰》德文单行本的编纂者马丁·雷德克认为：“施莱尔马赫在尼斯基的生活对其后来的发展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强烈甚至近乎狂热的对耶稣基督的事奉，与年轻伙伴共同分享学习经验的幸福体验，以及虔敬主义的人文教育。”值得一提的是，在尼斯基神学院学习期间，施莱尔马赫结识了不少来自国外，尤其是来自英国的学生，英语水平借此得到非常大的提高。不过令人悲伤的是，同年11月17日，施莱尔马赫的母亲不幸去世。
1785年，17岁的施莱尔马赫进入位于巴尔比的一所兄弟会神学院学习神学。他在这里修读神学两年，专注修习虔敬的内在信仰生活和情感体验。虽身处敬虔派的信仰环境之下，但年轻的施莱尔马赫非常喜爱阅读哲学书籍，特别喜爱阅读在当时颇为“时髦”的康德批判哲学的书籍。正因如此，康德批判哲学对其日后基督教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在巴尔比神学院学习的这段时光，施莱尔马赫回忆道：
再也没有别的组织能像兄弟会这个组织这样，使我对我思想的整个进程，从良知的最初觉醒直至我现在所处的状况，有着生动的回忆。最初觉醒的是人对同高尚世界的关系的意识，当然是在一个微小的图景中……最初形成的是一种神秘的构想，它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把我从怀疑主义的一切猛烈冲击中解救出来，并使我维持自我的秉赋。当时这个自我正在萌发，现在业已形成，我可以说，我又成了一个兄弟会的教徒，不同的只是一个高级兄弟会的教徒而已。
1787年，出于对理性主义哲学的浓烈兴趣，施莱尔马赫写信恳求他的父亲允许他离开巴尔比神学院，进入当时德国最好的大学哈勒大学（ t Halle）学习哲学。此事一度造成他和父亲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在舅舅恩斯特·斯图本劳赫（Ernst ）的出面调解下，施莱尔马赫的父亲答应了儿子的这一请求，并愿意提供必要的经济资助。于是，施莱尔马赫在1787年的复活节离开巴尔比，进入哈勒大学学习。哈勒大学过去是虔敬主义的大本营，然而在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理性主义哲学的深入影响下，这里已经逐渐变成沃尔夫派理性主义哲学的重镇。在其老师，时任哈勒大学语文学家、神学家沃尔夫（F.A.Wolff）与埃贝哈德（ ）两位教授的热情鼓励下，施莱尔马赫开始热衷于古希腊经典，特别是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这为其日后成为柏拉图对话录经典德文本翻译者和影响深远的柏拉图研究学者奠定了基础。据可靠记载，施莱尔马赫在此期间将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翻译成德文，并且撰写了论文《关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8—9卷评注》。此外马赫的哲学思想，施莱尔马赫开始更深入地阅读康德批判哲学著作，特别是康德1781年发表的《纯粹理性批判》，同时开始认真研究保罗神学。
1789年，施莱尔马赫追随其舅舅来到德罗森（），在此独立研究康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并撰写《论至善》一书，开始批判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讲的“至善”概念。同年，施莱尔马赫撰写《关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评注》，公开批判康德所谓的先验自由。这些研究表明，施莱尔马赫的思想逐渐走出康德批判哲学，尤其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影响。然而德罗森时期的青年施莱尔马赫正经历个人生命状态的低谷，不仅仅在精神领域，而且身体状况也颇为堪忧。据马丁·雷德克描述，“1789至1790年在德罗森的那个冬天，在施莱尔马赫的生命中是一个低谷。他完全挣扎于怀疑论与顺从之间。此外，他的健康状况变得糟糕。”也有人认为，施莱尔马赫在此期间之所以会陷入思想精神的低谷，主要原因是孤独和缺少意气相投的伙伴。
大学毕业后，1790年，施莱尔马赫在东普鲁士施洛比滕（）的亚历山大·多纳（ Dohna）伯爵家担任其子女的私人家庭教师，一直持续到1793年。在此期间，施莱尔马赫于1791年在哥尼斯堡国内有学者认为哥尼斯堡（K）音译为“哥尼斯贝格”，或者意译为“王山”似乎更为准确。为与传统讲法保持一致，本书仍采用“哥尼斯堡”这一翻译。亲自拜访过备受尊崇的伊曼努尔·康德教授。在施洛比滕期间，施莱尔马赫撰写了《论人的自由》以及《论生命的价值》等论文。1794年，施莱尔马赫通过第二次神学考试并成为正式的改革宗牧师，他开始在兰斯堡（）的一个改革宗教会里担任助理牧师，做一位老牧师的年轻助手。同年9月2日，施莱尔马赫的父亲不幸去世。在1793年至1794年间，受到1785年雅可比批评斯宾诺莎的文章《论斯宾诺莎的教义——致摩西·门德尔松的信》，以及赫尔德支持斯宾诺莎主义的作品《上帝：关于斯宾诺莎体系的谈话》的影响，施莱尔马赫开始专门研究斯宾诺莎，并撰写《斯宾诺莎主义》和《对斯宾诺莎主义体系的简述》。1795年至1796年间，施莱尔马赫开始在兰斯堡翻译雨果·布莱尔（Hugo Blair，1717—1800，苏格兰神学家）和约瑟夫·福凯特（ ，1758—1804，英格兰神学家）的讲道集，并继续深入研究斯宾诺莎、费希特和康德的哲学。
1796年年中，兰斯堡的老牧师去世，施莱尔马赫被迫失业。同年9月，他被任命为离柏林市区较近一家慈善医院的牧师。通过从施洛比滕迁入柏林的多纳伯爵的私人帮助，施莱尔马赫认识了马库斯·赫尔茨（ Herz）和亨丽埃特·赫尔茨（ Herz）夫妇。赫尔茨夫妇的家庭当时是柏林知识精英社交圈的一个中心。1797年，施莱尔马赫在柏林通过亨丽埃特·赫尔茨的沙龙，结识了早期德国浪漫派领袖人物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并开始与柏林浪漫派圈子（特别是当时引领整个柏林浪漫派风潮的施莱格尔兄弟）有越来越深入的交往。同年圣诞节闻骏弗里德|一位虔敬派信徒，属于亨胡特，施莱尔马赫搬到施莱格尔家中，与其共居一室，并开始翻译柏拉图对话作品。正是在浪漫主义激流的持续影响下，他加入了柏林上层社会的浪漫派圈子。1798年，在施莱格尔的盛情邀请下，施莱尔马赫参与了《雅典娜神殿》杂志的编辑出版活动，并为其撰写了几十条“残篇”。其中一条是《关于供高尚女士的理性教义问答手册的感想》，文中积极倡导女性的教育权和性别平等，施莱尔马赫甚至因此被后人视作近代早期女权主义思想的先锋。
直到1799年著名的《论宗教》（ber die ：Reden an die unter ihren Ver ；On ， to Its ，此后施莱尔马赫分别于1806年、1821年、1831年三次修订再版，该书既是施莱尔马赫正式发表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其早期宗教哲学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一书发表，才标志施莱尔马赫与柏林浪漫派开始分道扬镳。此外，《论宗教》一书的发表也是为了批判和回应启蒙运动以来那些启蒙哲学家如康德、费希特等人有关宗教信仰问题的种种误解和批评。有学者这样评价其产生的重要影响：“合上康德的书，再打开之后不出六年就面世的施莱尔马赫的《论宗教》，就是进入一个新的思想世界。”其于次年发表的《独白》一书，可以看作对其早年浸淫其中并深受熏染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回顾与纪念。克莱门特认为：“柏林浪漫派的重要性更多的在于他们展现给施莱尔马赫的友谊，而不在于浪漫主义。他的生命的这个方面对其神学而言绝非附属品。”1804年至1806年，施莱尔马赫担任哈勒大学牧师和神学教授，主要讲授哲学、系统神学、新约、解释学和伦理学。1804年施莱尔马赫开始出版柏拉图对话录德文本第一卷第一部分，此项翻译工作一直持续到1828年。在此期间，施莱尔马赫于1806年出版了《圣诞节前谈话》，探讨基督之爱的神学含义马赫的哲学思想，与其《论宗教》一书中提出的家庭宗教理想相呼应。同年，施莱尔马赫在哈勒大学与当时造访哈勒的歌德结识。
1807年施莱尔马赫离开哈勒，回到柏林。1809年在柏林三一教会担任牧师，与维利希（H.）结婚。1810年施莱尔马赫在普鲁士新成立的柏林大学（ t ）担任神学教授，并担任新的柏林大学神学院首任院长。1811年施莱尔马赫成为普鲁士科学院成员，同年完成《神学研究纲要》（Kurze des zum ）写作，并且开始讲授辩证法，一直持续到去世之前。1813年施莱尔马赫作为《普鲁士通讯》的编辑，卷入现实政治。1814年施莱尔马赫担任柏林科学院秘书，开始正式与后来大名鼎鼎的黑格尔交恶。1815年施莱尔马赫成为柏林大学校长。1817年，施莱尔马赫在普鲁士教会的统一中起了领导作用。1821年，施莱尔马赫发表《基督教信仰》一书，后于1831年修订再版。这本书全面、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施莱尔马赫的系统教义学思想，是代表其整个基督教思想体系的扛鼎巨著。1829年，施莱尔马赫发表《论信仰——致卢克博士的两封信》，为其《基督教信仰》一书辩护。此外，他还发表了《关于〈路加福音〉的评注》。同年，施莱尔马赫唯一的儿子纳塔内尔（）夭折，死时年仅九岁。纳塔内尔天资聪颖，他的离去给施莱尔马赫造成了难以平复的巨大伤痛。1834年2月6日，因肺部炎症，施莱尔马赫在柏林与世长辞。关于其最后的葬礼，希克斯描述道：“在三一教会的葬礼中，历史学家兰克（Ranke）估计有两三千参加葬礼的人聚集在街道上，这就是施莱尔马赫被所有人，包括他的敌手尊敬的证据。”
历史地观之，施莱尔马赫基督教哲学思想形成之际，传统基督教信仰正面临18世纪以来风靡整个西欧世界的近代启蒙运动带来的种种深刻影响和严峻挑战。其中，部分来自基督教信仰的外部世界，部分则出自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嬗变。它们共同构成了施莱尔马赫基督教哲学思想得以最终形成的宏观历史背景。
近代理性主义宗教的兴起深受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实际上，它本身就是基督教哲学在近代启蒙运动高扬理性精神影响下的必然产物。然而，伴随启蒙主义理性的自我反思与不断深化，近代理性主义宗教经历了一个由兴起、发展到高潮，最终走向衰微的历史发展进程。最终，以自然神论为代表的近代理性主义宗教在休谟彻底经验论和怀疑主义的批判下逐渐走向衰亡。一方面，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康德的宗教哲学不仅沉重打击了近代理性主义宗教，也为近代基督教思想发展方向的根本扭转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转换契机。经过康德宗教哲学的洗礼，神学信仰与宗教哲学被彻底逐出传统形而上学与认识论领域，再也不可能被纳入人的知识领域来考察与把握，基督教信仰业已失去其自近代以来所立足的经验理性（即自然理性）和知识论根基，这使近代基督教哲学与基督教信仰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思想挑战。对于近代基督教思想发展而言，要想摆脱这一局面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认真回应康德宗教哲学提出的这一重大挑战。于是，近代基督教思想家纷纷开始尝试与探索一些新的发展方向与发展可能。另一方面，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之后，近代德国新教神学的发展最本质、最核心的体现就是虔敬主义运动的兴起。这场虔敬主义运动无论是对近代德国新教神学的发展，还是施莱尔马赫个人基督教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外，施莱尔马赫基督教哲学思想形成之际恰逢早期德国浪漫派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早在第一次来到柏林时，施莱尔马赫就迅速成了柏林浪漫派核心圈子中的一员。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施莱尔马赫的基督教哲学思想正是在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特别是在柏林浪漫派中获得熏陶与滋养的，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洗礼也塑造了其理论成熟时期的基本思想特质。
当然，施莱尔马赫基督教哲学思想也有自身的理论发展轨迹。从总体上来看，施莱尔马赫基督教哲学思想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重要历史时期。（1）直觉性创作时期。大致是他第一次停留柏林时期，即1796年到1802年。1799年发表的《论宗教》（1806年、1821年、1831年共三次修订再版）和1780年发表的《独白》集中体现了施莱尔马赫基督教哲学思想在这一时期发展的基本特征。（2）反思与进阶时期。时间为从其1802年离开柏林到1811年第二次来到柏林之前，1806年发表的《圣诞节前谈话》（1827年再版）代表这一阶段施莱尔马赫基督教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特征。（3）系统化时期。时间为1811年到1834年，1811年发表的《神学研究纲要》（1830年再版）可以算作这一时期的起点，而其扛鼎巨著《基督教信仰》（1821—1822年初版，1830—1831年再版）既是他整个基督教哲学思想发展的巅峰之作，也最完整地体现了这一系统化时期的思想特色。
其中，《基督教信仰》既是施莱尔马赫基督教哲学思想的经典之作，也是近现代基督教思想发展史上继约翰·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 of the ）之后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基督教信仰》一书全名为“根据福音派教会的基本教义在总体关联中对基督教信仰的阐述”（Der nach den tzen der im ），学界通称其为“”，意即“信仰之教义”。因此，《基督教信仰》本身就是一部教义哲学思想体系大全，施莱尔马赫在整部《基督教信仰》中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建构一个无所不包的完整教义学体系。《基督教信仰》发表之时正值施莱尔马赫基督教思想系统化和体系化的成熟时期，尤其是其修订再版之际。尽管施莱尔马赫后来也发表过一些有关基督教伦理学、教会实践方面的小册子，但其真正系统化的基督教思想巨著非《基督教信仰》莫属。从这个意义上讲，施莱尔马赫的《基督教信仰》是一部涵盖了上帝论、基督论、救赎论、教会论、终末论等全部教义学内容的系统神学巨著。
值得注意的是，施莱尔马赫在《基督教信仰》中探讨的教义学不再仅仅局限于他早年在《神学研究纲要》一书中提出的教义学的范围，而是一个扩展了的、系统化和体系化了的教义学体系。首先，《基督教信仰》中的教义学体系不再是或不再仅仅是以服务于日常的教会实践为其自身存在的目的，而是以构建完整的教义学体系为其终极目的。其次，在《基督教信仰》中，教义学的定义不再是实践性的，而是纯粹理论上的界定。最后，《基督教信仰》中的教义学体系也不再仅仅侧重于强调教义学历史发展中的“变”与“不变”、“稳定”与“流变”、“主流”与“非主流”，以及“正统”与“异端”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是包含了上帝论、基督论、救赎论、教会论、终末论等一系列实质内容的综合性系统神学。因此，与其早先在《神学研究纲要》中构想的教义学内容相比，《基督教信仰》中的教义学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具体而言，施莱尔马赫基督教思想的核心线索和本质特征，就是将基督教信仰建立在信仰个体的宗教自我意识（即宗教情感）基础之上。在其《基督教信仰》中，施莱尔马赫逐步运用一整套宗教自我意识（ self-）理论重新确立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和根据。而就作为其整个基督教思想体系架构核心的教义学来说，其最本质的特征就在于以宗教自我意识贯穿其整个教义学体系。与以往和同时代的基督教思想家不同的是马赫的哲学思想，施莱尔马赫一开始就把基督教信仰与宗教自我意识和宗教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施莱尔马赫看来，宗教信仰从根本上讲既非形而上学理论，也不是道德实践行为。宗教信仰本质上是一种作为直接自我意识的宗教情感（Gefühl）。这种宗教自我意识从其第一个环节，即作为直接自我意识的情感，不断上升并跃进到宗教自我意识的第二个环节——世界意识（world-）。这种所谓的世界意识在试图解决自身的种种矛盾和对立的过程中，把信仰个体的宗教情感提升到对更高或者最高全体的绝对依赖。通过这种提升，信仰个体超越世界意识中的诸种对立与矛盾，体验到自身对最高的宇宙和世界全体的绝对依赖。在施莱尔马赫看来，这个最高的宇宙和世界全体就是上帝。一方面这种绝对依赖的情感朝向上帝，另一方面上帝也在这种绝对依赖的情感中向信仰个体显现，二者是合二为一的过程。这样，宗教自我意识就进展到其第三个环节，即从情感状态方面而言是一种绝对依赖感，从自我意识角度来看就是所谓上帝意识（God-）。在宗教自我意识进展的这个最高阶段，宗教自我意识才获得其最完满的展现和最完全的界定。也就是说，宗教自我意识最核心和最本质的内涵就是绝对依赖的宗教情感（the of ），它本质上就是上帝意识。实际上，施莱尔马赫正是以宗教自我意识进展的这三个基本层次来贯穿并划分了其整个基督教哲学思想最为核心的内容——基督教教义哲学体系。
选自《情感与意识——施莱尔马赫教义哲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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