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无废纸”的过眼文献整理出版(图)
“百年无废纸”的过眼文献整理出版(图)
《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
乡邦文献的编校出版，终究是为传承文脉，提升市民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是“百年无废纸”。过眼历代乡邦文献，还能从历史中“遇见”具有人文精神的先贤，产生共鸣，拓宽我们“这不过是故纸堆”的狭隘理解。
步入新世纪，温州启动了大规模的乡邦文献整理出版工作，我有幸参与其中，从充当一批老先生的“二传手”到策划整理出版温州图书馆馆藏日记，深感与有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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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或许有人认为做编校，看古文，离开日常的表达稍远，其实未必尽然。
我入文献编校之业，因缘际会于三十年之前。当时温州图书馆尚设在县前头，东南图书公司在馆内一楼设分公司，购得马叙伦的两册笔记《石屋馀沈》《石屋续沈》。不久翻阅发现他是瑞安陈介石（黻宸）的学生，就写了篇习作在报纸上发表。当时在鹿城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兼职的胡今虚先生看后，建议我增补材料，还主动送我好几刀稿纸。随后胡先生经手，以《马叙伦与温州》为题将其刊登于《鹿城文史资料》第四辑，从此开启了我研究马叙伦与近代史之路。
我常觉得，编校乡邦文献，滋养于不知不觉中。往前推十几年，我未必能胜任“馆藏日记丛刊”如此巨大的工作量。1980年，我就读于上海水产学院，面对渔业船舶这类课程，感到非常枯燥，但当年从农村考上大学颇为不易，无法转学，四年间靠着读读人物传抚慰情绪，闲来也翻阅来新夏先生的目录学讲义，似懂非懂。好像面对历史，身处的外境（之所以说外境，而不用环境，是认为这个过程有修行之意，内境因读书而转化了外境）会慢慢平息。分配至温州后，幸得马允伦先生等前辈提携，辗转十六七年，才做上了这份心仪的工作。
2001年至2007年，胡珠生先生担任《温州文献丛书》主编，这是他晚年最大的贡献。对此，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何龄修先生给予充分肯定：“2001年7月，珠生先生将满74岁，还应家乡需要，出任《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兼编辑部主编……工作做得很出色，我读过其中若干种，觉得编、校、注、点质量上乘。这是温州地区文献的最新结集，具有历史意义，也是珠生先生一项卓越的学术业绩。”（何龄修《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招考科研人员工作纪事》，刊发于《南方周末》2017年8月10日）
我作为整理出版委员会专职委员，承办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当一批老先生的“二传手”，书稿不断往返于温州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之间，渐入乡邦文献之门。除了胡珠生先生、马允伦先生，温州还有好几位老先生，年过八旬，依然不知疲倦，坚持治学，如温州师院离休的周梦江先生，图书馆退休的张宪文先生，他们精力过人，时不我予，“小车不倒只管推”，希望把所知所学尽可能留下。近年，马、张、周、胡诸先生先后离世，怀念之余，教人倍感文献事业传承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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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温州图书馆所藏乡邦文献颇丰，但2001年得以启动整理出版工作，来之不易。
1992年《汉语大词典》温州编写组计划编印地方文献丛书，温州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研究室主任陈增杰先生与同人提出书目并自行筹资未成。此后，1996年，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马允伦、黄胜仁先生四处奔波，1998年温州文物处副研究员胡珠生先生撰文倡议，2000年纪念叶适学术研讨会的学界倡议等，终于促成了《文献丛书》在2001年5月启动。
回望近代温州乡邦文献的出版活动，以时间为序，较大规模地进行过四次。
第一次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瑞安孙衣言汇刊《永嘉丛书》15种，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出版的多为宋代文献。“永嘉之学”沉寂已久，有振兴之愿。
第二次是民国四年（1915），瓯海关监督冒广生编刻《永嘉诗人祠堂丛刻》14种，这是提倡文教的“风雅吏”的高明之举。
永嘉敬乡楼捐赠之蔘绥阁旧本书目
第三次即1928～1935年间，温州旅沪实业家黄群刊刻《敬乡楼丛书》四辑38种；
第四次是抗战爆发前，浙江第三特区（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抄缮地方文献402种。
因此，2001年启动的文献整理，可视作第五次。历时五年九个月完成，共四辑40部48册，合计一千九百万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出版社与各方面的支持下梅花版中医古籍丛书评价，《温州文献丛书》在北京、广州、武汉、西安、厦门、台北等18个大中城市上柜，并销行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与加拿大五国，反映了乡邦文献的发行意识与时代同步发展。《丛书》发行工作做到家“百年无废纸”的过眼文献整理出版(图)，成为我们的亮点，也是我和编辑部同仁引以为豪的。
接着苍南、平阳、乐清、龙湾、瑞安等县（市、区）文献丛书先后启动，《温州文献丛刊》《温州方言文献集成》陆续上马，最近九年又重点整理馆藏日记，影印本与标点本并行，自觉关注、整理、出版与利用历史文献的社会气氛已经在温州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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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年以来，日记作为一种文献资料已经大量影印或整理出版，受到普遍的欢迎。温州市图书馆所藏的稿本、钞本日记，从清道光年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时间跨度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相当，内容涉及时政、教育、文化、经贸等，从绅士个人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多侧面地展示一座沿海城市开放与转型的生动历程。日记作者虽然多数为温州地方的士绅，但他们的活动及见闻却远远超出温州的范围，对这批宝贵的日记进行系统整理和解读，意义非凡，不仅有助于梳理地方历史的脉络，对研究近现代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社会变迁，也会有积极的意义。
2010年12月，我的相关提议得到采纳，温图适时启动《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整理工作，经过馆内外的共同努力（包括法律顾问的协助），目前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
《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2017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满足了海内学术界的夙愿。这部丛刊六十册，十六开，影印收录29家日记，底本310册，正文32252页，约850万言。难能可贵的是，丛刊收录的日记九成以上为稿本，少数钞本亦系孤本。《丛刊》不仅将日记文献之原本原貌黑白影印，更着意保留其中的眉批、夹批、签条、照片等，这使得此套日记的出版更有参考价值。
除影印本之外，我们还选择份量较重、价值较高的十家日记，约请馆内外学术界同仁标点整理，收入中华书局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刘绍宽日记》（全五册）《符璋日记》（上中下）《林骏日记》（上下）《赵钧日记》（上下）等首批四部已于2018年春见书，社会反响相当热烈，发行情况超出预期。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前社长、朵云轩副总经理承载先生点评：“谁说温州人只会炒房、只会赚钱，只会仿冒。耐心读完这部新出炉的五厚册《刘绍宽日记》，就知道当年温州的文人、文化和民风民俗有多厉害。”
台州市椒江区读者缪含博先生感慨地说：“从温州文人的日记看台州社会、经济、军事、文教等领域，是一个很好的视角。温州人挖掘文人日记的经验，确是很值得台州借鉴学习。如果哪天我们的《卧虎山人日记》《研精覃思室日钞》等也能以这种方式与大众见面，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陕西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张学义先生认为：“温州地方文献整理，走在了全国前列。从培育温州人的精神财富看，是了不起的文化动作。”
与《文献丛书》《文献丛刊》及《方言文献集成》相比，馆藏日记的编辑出版工作有四点显著的变化，可以视作温州历史文献事业的拐点。
一是出版经费不再由温州财政负担，完全是出版社筹集解决；
二是从图书馆自身而言，不局限于承担日常工作或参与一部分业务工作，而是贯穿于整个业务过程，策划选题、落实人选、审读书稿、对接出版，等等；
三是文献整理工作开始向专题文献（日记）倾斜，与古籍出版方面首屈一指的百年老店（中华书局）合作，并纳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图书品质有充分保障，尤其是发行力度迈上一个新台阶，这是对乡贤最好的告慰；
四是既出书又出人的局面形成，近年崭露头角的陈盛奖、陈伟玲、谢作拳等同人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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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近出版的《张棡日记》，标点本分十册，其整理过程颇耐人寻味，令人感慨系之。
瑞安乡绅张棡（震轩）的这部日记，手稿藏于温州市图书馆，内清代13册、民国89册，另有日记目录提要3册，合计105册。十几年之前的一个夏日，张钧孙先生、戴若兰女士夫妇来温州图书馆查阅祖父日记。两位八旬老人，不顾炎热，坐在古籍阅览室，一抄就是半天，连抄两个月时间。老人家抄得大汗淋漓，我们的馆员目睹此情此景，从祖孙关系考虑，爱屋及乌，开了特例，每次出借五册，两老誊抄之后送还图书馆，再借阅后面五册。如此借了又抄，抄了又借，前后借抄了整整四个年头，足见钧孙先生与若兰老师对祖父感情之深，对乡邦文献用心之诚。其间钧孙先生自费出版了两部著作，《杜隐园观剧记》《杜隐园诗文辑存》。温州当年地方戏剧活动繁盛，震轩先生不厌其烦地记录剧目，复述故事梗概，点评角儿唱功，津津有味，如今已成为珍贵的戏剧史料。前些年执教于温州的刘水云博士（现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就此写过一篇论文刊登于《文献》杂志，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基于张棡日记的史料价值，我们启动馆藏日记稿本的整理工作之初，就确定将这部日记完整收入，不加任何删节。鉴于钧孙先生已投入很大精力，并初步做了标点，我们理所当然约请张钧孙先生承担这部日记的整理工作。钧孙先生愉快地接受了任务。钧孙先生克服病情的干扰，又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终于将书稿整理完成，交图书馆研究馆员潘猛补先生审读。
全稿总计两百八十万言，篇幅是温州文献丛书选本《张棡日记》的七倍。
但出版社寄到日记前五册校样之时，钧孙先生已病重住院。2016年3月22日，同事王妍陪我去温州中医院新院区探望钧孙先生，特地带去一叠校样，老先生弥留之际得以过目，欣慰之情难以言表。若兰老师年届九旬，代表家属委托我通读校样。我责无旁贷，前后花费十一个月时间，逐册查对底本，通读完十册4981页校样。其中第一至第六册，当年看完，返还书局。第七册至第十册，次年（2017年）前五个月接着校阅，了结这项工作。
校读之后，校样交付快递，如释重负。责任编辑嘱将相关情况写篇附记，略加说明，这于我而言，自然义不容辞。
比如日记里赋诗赠送某位朋友，过几天，日记主人誊抄入《杜隐诗钞》（卷十五卷端题名“杜隐诗存”，以下简称《诗钞》）稿本，常常改动一两字，或一句话。如民国十七年九月十九日所记《游万松山长歌》，录入《诗钞》第七册，有四句做了改动，“雁宕（雁荡）南北两奇峰”“客至聊围棋数枰（一枰）”“东区村邑（村落）密复（而）疏”“何无翰墨留（为）章句”，括号内文字系《诗钞》所改。钧孙先生依据《诗钞》稿本（共九册）做了替换。有时原作者更改了诗题，增删了夹注文字，乃至组诗的章数做了调整，他也相应动了“手术”。这自然是欠妥当的。
再比如，日记主人往往记流水账：早饭后，阅《史记》三卷。中间出去看戏。归家，继续阅第四卷。钧孙先生整理时合二为一，归纳成：早饭后，阅四卷《史记》，看戏，——如此一来，其原真性就大打折扣了。又如，以现在通行的书名套用于前人旧著，如《止斋集》《水心集》更名为《陈傅良文集》《叶适集》之类，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此外，底本的某些习惯用法，如民国时期，阳历元月，作者常写作“正月”，标点时或许担心读者误会，迳改为“一月”，类似顾虑大可不必。
我通读校样，其实是校对与审读两项工作叠加了，一部分工作与补课无异，审校发现类似“加工”痕迹多到改不胜改。第六至第十册，我有意做了统计，《张棡日记》校样与张棡日记底稿调阅对比，发现文字出入，起码有六千处之多。同时发现断句差错68处。因此在仔细对照底稿的同时，一一恢复与纠正，难免“头昏眼花”，但又不得不这么做。尊重日记主人的行文习惯，保留日记底本的原汁原味，是文献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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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承担《温州文献丛书》《温州文献丛刊》《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的日常业务期间，我还单独整理或与友人合作完成黄群、刘景晨、蒋叔南、王毓英、吴鹭山等多家文集，以时间为序：
《黄群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0月初版，2007年7月改版再印，温州文献丛书第二辑之十）
《刘景晨集》（卢礼阳、李康化编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0版，温州文献丛书第四辑之八）
《温州旅沪同乡会史料》（诸葛立淮、卢礼阳主编，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7年3月版）
《蒋叔南集》（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2月版，温州文献丛刊）
《雁荡山志》（蒋叔南重修，卢礼阳、詹王美校注，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12月版，乐清文献丛书第一辑之九）
《王毓英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10月版，2012年6月付印，龙湾文献丛书之四）
《吴鹭山集》（卢礼阳、方韶毅编校，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12月版，乐清文献丛书第二辑之九）
《潘鉴宗与温州旅杭同乡会》（卢礼阳、杨志华主编，瓯海区图书馆编，中华书局2017年1月版）
《梅冷生师友书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底版）
黄群（溯初，1883－1945）、刘景晨（贞晦，1881－1960）、蒋叔南（希召，1885－1934）均为温州晚近知名人士。前两人先后担任国会议员、主持温州旅沪同乡会；后者为浙江省自治法会议代表；三人辛亥以来即活跃于国内政坛，同时致力于地方社会事业，可惜其著述一直未加系统的编辑整理。兹结合搜集编辑上述前三部诗文集的工作梅花版中医古籍丛书评价，试述晚近乡邦文献的整理原则与途径。
1 整理历史文献尽最大可能保留原貌
正如黄永年先生所言：“解放后对古人文字诟农民武装或其他反政府武装为‘贼’、‘寇’、‘匪’、‘教匪’、‘逆贼’、‘贼党’等处，必加以引号，以示我们今天并不认为他们真是‘贼’是‘寇’是‘匪’，《明清史论著集刊》和《续编》也都这么办。但古人撰写此等文字时实在认其真为贼为寇为匪的，我们这么加引号，岂非违背了古人的原意，等于在给古人改文章？在强调阶级斗争之日如此办理尚可理解，今天则不需要以此来显示自己阶级立场之坚定了。这点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倒作出了好榜样，从没有在这种贼、寇、匪字上加引号，可仍被人们公认为好的比较可用的本子。”（黄永年《谈中华书局版》,载《学苑与书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210页）
《蒋叔南集》卷五所录致温州旅杭同乡会电——“温州同乡会鉴：大荆兵变，现张玉芝盘踞芙蓉、虹桥一带，聚集永、仙、玉、温各属匪共，得枪千余，数十里内居民逃避一空。如何处置，乞略复以便宣示，稍安人心。蒋叔南。微。”为保持文献原貌，我们即照此精神处理，未在“匪共”之处加添引号。
《黄群集》附录五“挽辞”谢侠逊《哭溯初先生》组诗其一原句“当代元戎尊伟识”，谢侠逊哲嗣谢瑞淡所编《棋王谢侠逊诗文选》（2000年刊）改作“当代名流尊伟识”，无非是为了撇清乃父与蒋介石的关系，可如此一改，损害原诗意味，笔者理所当然据《敬乡楼哀挽录》民国清稿本予以恢复。
《刘景晨集》卷上“文·专著”所收《大若岩志》，曾先后收入《大若岩诗文集》（永嘉大若岩陶公洞领导小组1997年铅印本）与《永嘉县志》（永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2003年排印本），被多处改动。譬如，志村：“俗故朴诚，人皆守分，治生不闻理乱”以下删节“自风会变迁，政论歧出，楠西两溪被其影响。譬如静水忽生波澜，民国十九年村人尝苦俶扰”，回避1930年红十三军的一段活动情况。卷末杂记：“山水之胜，因人而显”以下又删节“余友乐清蒋叔南希召，生平经营雁荡山甚力，山中閟区及荒碑冷碣，因之先后发见者不少。三十年来知雁荡山者，莫不知蒋叔南”，直接跳至“则人物亦因山水而传也”。接着“尝重修《雁荡山志》，稿而未梓，余甚惜之”再次遭删节。还有，结尾一节交代工作底本，至关紧要，也被刊落：“育慈示余旧志，是民国十一年石印本。余据以重修，将脱稿，育慈又搜得乾隆木刻本寄以见示，校读一过。石印本杂乱无章，绝非莲舟志本来面目，不知是何人妄肆窜改，可为太息也。”现据民国丁亥（1947）秋铅印本一一复原。
刘景晨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对待，成为温州地区的“头号右派”，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多次检讨。出版社责任编辑认为他《在温州市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书面交代》《在温州市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补充交代》两篇是违心之言，以不收入为宜。经笔者解释，尽管如此，毕竟是作者本人内心的一次流露，是当时环境下的产物梅花版中医古籍丛书评价，既然已成为历史的一页，就不必顾虑，否则将留下空白和遗憾，并举出《聂绀弩全集》与《郭小川全集》整卷收录检讨交代材料为例。最后这位编辑被笔者说服，接受意见，保留不删。
2 查觅散逸之文尽可能完备
以《黄群集》为例，除诗集整理刊行过之外，论著、公牍、序跋等散见各处，未曾结集。我不仅在自己供职的温州图书馆地毯式检索，而且不下几十次前往温州师范学院（今温州大学）图书馆、温州市档案馆查觅，收获良多。如温图收藏的《浙江公报》合订本，温州师院图书馆收藏的《申报》《晨钟报》《晨报》《民国日报》等影印本，温州市档案馆收藏的《浙瓯日报》上都不乏相关资料，可以结集成书。
《黄群集》卷二至卷四公牍，从《浙江公报》录入第三区矿务监督署布告、请假销假电文、详文、旅沪国会议员致吕都督书等十三通，从《申报》录得致梁启超电、复段祺瑞电、致胡适张伯苓诸人电等八件，从《晨钟报》（后名《晨报》）录入《关于政府违背约法发布命令之质问书》《就财政外交诸大端质问政府书》《为辞去议员之职致众议院书》等十五件，从《民国日报》收录《为日人乘灾惨杀华侨迫祈提出严重交涉呈外交部文》等，从《时事新报》收入《梁任公先生入桂纪行》《滇桂纪行》（香港特别通信）两篇，对于把握作者在国会折冲尊俎的作用、在反袁护国运动期间的贡献、二十年代保护旅日华工合法权益的努力，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最欣慰的收获，莫过于《浙瓯日报》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九日四版“展望”新366号披露的《永嘉黄君群传》一文（署名刘景晨）。次年七月，上海合众图书馆刊印黄群《敬乡楼诗》三卷（顾廷龙编校），于卷首揭载同题文章，具名陈敬第撰，未标写作日期。经比照，内容大体相同，文字改动虽多达七十处之多，但显然以刘景晨文为蓝本。于此可见两人之间的交谊以及作者与黄群的友情，也可佐证档案材料的记载：刘景晨“与民主人士沈钧儒、陈叔通等有联系，为浙江知名的耆宿”（温州市档案馆藏件）。
3 取得家属、知情人以及收藏家的支持配合
晚近著作者有的去世不满五十年，尚属于著作权的保护期。后人往往保存其遗稿及其师友的信札、题跋等文献。2004年11月21日，刘景晨老先生的两位孙子刘显曾、刘颂曾先生向《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出具书面授权书，表示“愿意委托卢礼阳先生全权处理有关收集、编辑等工作，并愿意无偿提供相关文献资料”，给予充分信任。刘景晨外孙女婿杨瑞津先生从广州中山大学刘节教授（刘景晨长子）处接受刘先生大宗诗文手稿与友好酬赠墨迹，珍藏多年，毫无保留地提供方便，不仅为正文的基本完备奠定基础，而且大大充实了附录三“函牍”部分的内容。如李佩秋来函、刘武复函、刘放园复函、林志钧手书三通、夏承焘函三通、马公愚书两通等均系杨先生借用，弥足珍贵。其中夏承焘函1950年至1952年三通，为《夏承焘集》（浙江古籍出版社）失收，对于了解解放初期两人的交往，新旧之交知识分子的景况，黄宾虹对刘景晨梅花作品的评论，颇具参考价值，吉光片羽，十分难得。
夏承焘信札
在这方面，原作者侄孙女黄素兰黄素新两女士、原作者同事张震轩孙子张钧孙先生、原作者儿子蒋德闲、孙子蒋晓航，或提供图片，或出借家藏手稿，或提示有关线索，无不有助于书稿的充实与增色。同时，民间藏家也主动提供手头的珍贵资料。如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索兄（现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在婺城街头买得刘景晨当年金华坐牢期间题书的对联手迹，还有从温州妙果寺书摊获得的刘景晨信札，主动提供给我们；乐清桃源书院掌柜郑金才兄，网罗乡邦文献古道热肠，及时复印提供蒋叔南《雁荡山第二集弁言》《万国象棋会参观记》等文“百年无废纸”的过眼文献整理出版(图)，无不丰富了相关文集的内容，有助于书稿的充实。
刘景晨写赠金嵘轩
4 做好外延工作，附录相关材料
黄、刘、蒋三集，均收入新撰的年谱，比较详细地介绍著者的家世、生平履历、社会活动，突出记载他们对家乡市政文教事业的贡献，于近代新式教育的肇兴、乡邦文献丛书的校印、地方志的纂修、文物古迹的保护等等，浓墨重彩加以反映；而对谱主越权杀人、经商失败、残害俘虏、划为右派等事迹同样予以客观记叙，力求不溢美不隐恶，比较全面地展示其真实面貌。
附录的相关材料则依据内容编为多组，大体有传略（或曰事迹、传记资料）、序跋、函牍、酬赠、挽辞（或名寄唁）等专题；《刘集》还增加“佚作存目”一项。
以《刘景晨集》为例，编者经过多方查访，仍有某些篇目未能检获，只得俟之他日，为此整理一份“佚作存目”作为附录一，借以弥补，同时便于有关方面按图索骥，予以援手。附录部分还包括：附录二“序跋书评”，收已刊专著、诗集及未刊诸本的序跋不下20篇。另有一组关于《敬乡楼丛书》的酬唱之作，多达17家，考虑到性质比较相近，未按照体裁收入附录四，而是视作“另类的书评”特地抽出，归入附录二。附录三“函牍”，上：缙云命案，收辑相关电文、批示、判决书等七份，尤其是判决书对了解作者入狱原因很有帮助；下：其他事件，以友好门生书札为主，绝大部分属首次公开发表。附录四“酬唱”，汇录友好门生赠答、步韵诗作36家计96题，不乏海内知名人士，如黄节、黄宾虹、俞寰澄、马一浮、刘放园诸人，足见作者交游之广。黄式苏《慎江草堂诗》关涉作者的诗篇不下百章，本集选录24首，相当数量的佳作不得不割爱。最难得的当数郑汝璋，1960年不避嫌疑，提前赠诗祝贺老友八十大寿，不愧患难之交，古道可风。附录五“传记资料”，收寿序三篇，出自王毓英、刘绍宽、马叙伦之手；日记四题，其中录自夏承焘稿本、刊本（《天风阁学词日记》）合计多达166则，属于专题摘编，别具一格；还有台湾版胡兰成《今生今世》节录，敬乡楼藏书寄存合同，省人民代表候选人的档案材料，反右期间报纸批刘文章篇目索引，琦君等三位忘年交的回忆，对于多角度、多侧面了解作者的生平与思想，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前不久我接受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委托，增订《黄群集》，依据新掌握的文献资料，正文补充文章（谈话、建议案、墓志铭）六篇、信札十二通、诗一章、联语一副，同时年谱做了大篇幅的扩充，附录亦增加若干资料，这对于理性客观、恰如其分地认识与评价黄群的生平志业、社会贡献，还其本来面目，其文献价值自不待言。
最近几年，从我实际感受来说，乡邦文献读者的接受程度有了增长和变化。尤其是近年，“大拆大建”和城市变迁的客观现状促进了文化保护意识，激起了市民对乡邦文献（包括家族谱牒等民间文书）的热切关注，在地方史志中寻找相关线索，就古桥、古庙、故居等遗址的保护，呼吁尽可能保留或异地建设。而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任重道远，既需要坐冷板凳的精神和过硬的功底，更需要几代人的合力，坚持不懈地投入与付出。所以从各方面重视学术梯队的建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这样，温州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才有希望继续走在全国地级市前列。
2019年10月27日至30日，
温图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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