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老师：儒家文化升华的朝代，更是一个严谨记录朝代
南怀瑾老师：儒家文化升华的朝代，更是一个严谨记录朝代
历时四百二十六年的汉王朝，是古代文明的一个巅峰，汉朝不仅是儒家文化升华的朝代，更是一个严谨记录的朝代。在这个王朝的文化环境都得到很好的记录。例如，乐府，即音乐，对当时的音乐及其乐器、技术和歌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我们都知道，秦朝时期，焚书坑儒事件后只保留了官方记录的文史书籍，流传最多的都是李斯的手笔，目的是为了杜绝一切不同的声音，统一政治文化思想，政治这种过激的行为对文化表达造成了非常大的的损失。所幸的是，强秦政权短暂，所以文化的传承得到及时恢复，汉朝继承之后文化的传承力度得到超强的加强。
在汉代刚建立之时，做为第二个完成全国大统一的汉朝，不但要要接纳前秦发生巨变的社会组织和文化形态，还要在这片满目苍夷，处处充满变局的热土上建立前所未有的一整套完整而富有生命力的国家体系，这是一道非常有挑战性的课题。
这里我们们不得不佩服一个人—刘邦。在刘邦没有打下江山之前，刘邦是对儒学并没有太大的热情，他一生戎马倥偬，无缘染翰，甚侮儒行，然而在他登上皇帝的宝座之后，就开始着手安排陆贾著书论述秦失天下的教训和治国之道，当即受叔孙通定朝仪之请，开始文治气象和制定规章礼仪，开始构建政治、文化由乱到治的双重秩序。
他在齐、鲁、楚、燕、吴、越多地开展启动文化建设，重点研究《易》、《尚书》、《礼》和儒术，收集天下图书，对文化复苏进行大范围的治理，这种治理方案对后世影响很大。
因为没有历史可以借鉴，和秦朝时期对文化的封锁和坚决抵制，导致文化传承的微弱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这无形中为汉文化的建立增加了难度，汉初文化思想的草创期是博杂的，也是集大成的，由于第一文化特色的不同，各种文化缤彩纷呈，既有荆楚文化的浪漫情绪，又有燕赵文化的诡异神采，也有邹鲁文化的精谨肃穆。
在汉初时期，先秦儒家的思想也在这段时间兴起，儒法的融合和黄老学的德刑思想是相得益彰，互相增强补益的，这思想以论说文为表现形式，在《汉书•艺文志》列出汉初论说文，汉论文的文学大家有陆贾、贾谊等人，他们又不仅仅局限于儒学而自称派系 。
黄老学的就“贵清净而民自定”清静无为思想，这种无为，又曰无不为，这正是符合当时国情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也正是和刘邦定国安邦的“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的决策的理论依据。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建立一定要有自己要有自己的国土、自己的人民和对应的管理制度，三个条件必须具备。在当时的历史，虽然秦朝统一了天下，只用法家治国的政治主张，主张改革和法治，最后证明这种管理方式是失败的，汉王朝顺应时代的要求，提倡深得民心的黄老学，黄老学更注重是为“道法”。以道生法，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顾执道者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也。“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藏于无事，窜端匿迹，视天下无为。在《申子•大体篇》说”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
黄老学的开明之处就在于先提供一套判断人们行为的是非曲直的标准，然后制定成法律制度，形成举国上下认可的准绳，也就是让天下人知道如何做的标准，也就是让人知法懂法，并去遵守。有了这种上下一致的行为标准，全国上下同心同德，齐心合力，守则固，战则胜。用管子的说：”法制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
我们看看古人多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爱好和平，用四种维度治国，核心是以德服人，体现出一种大智慧。用正确的认知构建人类文明，《经法•君正》说”德者，爱勉之也。“又说”（毋）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治之安。无父之行，不得子之用；无母之德，不能尽民之力。父母之行备，则天地之德也。“在《十大经•立命》则说”吾畏天爱地亲民，立有命，执虚信，吾爱民而民不亡，吾爱地而地不荒……吾苟能亲亲而兴贤，吾不遗亦至矣。“从这里我们看到这是重要的观点是儒家道家都是同通的。
这些至理名言对国家、对家庭，对做人都有一个更真实的认知，自古文章都是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执着，唯独在家庭的建立缺少真正的实用的知识，家庭的建立和国家的建立，没有经济的支撑也是不会长久的，而这些硬件的东西需要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方面下功夫，心态一定要摆正才能把事情做好。
这也是黄老学主张国家强盛和富民的思想，提倡以民为本，民富则国盛。《管子》曰：”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管子•小问》:"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那时就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一个人连温饱都保证不了，他又拿什么去买玫瑰，古人的高瞻远瞩，一眼万年。直击生活的重心，在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认知，真是值得我们骄傲，我们一开始就找到人类发展的真正的规律，直接和未来接轨。
黄老学强调积累福德，谨慎而不放弃，大福必将到来。提倡圣王之治，先做到”知人之所不知，服人之所不能得。“让天下归服，按照”道“的法则来治理天下。
汉初的论说文，是通过文章通过论的形式让人观看，“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文。”,这些作家通过求真写实的为根本，抒发出自己内心冲击的激烈情感。比如《新语•辅政》既有儒家的”修辞立其诚“，又有道家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双重标准。
儒家类”高祖传十三篇“、”陆贾二十三篇“、”刘敬三篇“、”孝文传十一篇“、”贾山八篇"、“孔臧十篇”、“贾谊五十八篇”等。
汉初的论说文的都是围绕治世而做，当时的大家陆贾，提倡”仁义“，是对道德崩毁的痛心疾首；晁错倡议”治本“是悲痛世间的本末倒置，邹阳力顶”亲贤“是针对晚节末路的哀叹。这些文学思想都是来自现实生活的深刻洞见，”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也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激励了当代有识之士不甘现状勇于抗争和敢求真知的无畏精神。
汉初的《诗》学，除了《古诗十九首》外，三家诗在当时的影响也非常大，这种文学塑像和毛诗（《诗经》）是不同的，三家诗更侧重在诗旨解释，三家是在汉初非常盛行，它们有微言大义及其致用的精神，鲁诗的特点是好古敏求、迂谨精慎，齐诗的特点是尊贤赏功、好奇创意的思想，韩诗更侧重大义，重在仁义顺善，这三家是同多异少，都是通过美刺微讽的形式都时政进行督导和风气的教化作用。
三家诗是关于《诗•国风•硕鼠》的解读，鲁诗：“履亩税而《硕鼠》作。”齐诗：“周之末涂，德惠塞而耆欲众，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怠于公事，是以有履亩之税，《硕鼠》之诗是也。”韩诗赞同“刺重敛也。”和《毛诗》的观点一致。
在汉代鲁诗的传习人申培，鲁诗的传习人有思想家、文学家有司马迁、刘向、蔡邕、王臧、韦孟、孔国安、褚少孙、鲁丕、李咸、王逸、王符、徐斡等对当代影响非常大的人，齐诗的倡导人有董仲舒、翼奉、匡衡、桓宽、马援、班固等人；韩诗由韩婴倡导。三家诗的传习人都是当代影响力超强的人，这个团队属于上微议国政下正视听的性质，通过对旧文的评论，它本身也就具备了“依迷讽谏”、“主文谲谏“的艺术功效，它的美刺功能也是从先秦的比兴演变而来。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云：“《诗》有美有刺，而刺诗各自为体：有直言以刺者，有微词以讽者，亦有全篇皆美而实刺者。美一也，时与事不伦，则知其为刺矣。”
三家诗最后没有竞争过《毛诗》最后散佚在《史记》和《汉书》等著作中。
《淮南子》在汉初文学中也占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它是西汉王室刘向和门客集体撰著的，这种思想兼有儒墨，和名法，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又蕴涵了道家之美，在楚声洋溢的文辞中折射出多种学派的文学思想之美。
《淮南子》的文学思想首先表现于展示文艺本体意识到文道观方面。对道的认知，是从本体意义上去探寻，认为“道”是宇宙的原始自然状态，通过阴阳化生天地万物，显出和谐的自然美图景；其二，“道”是事物运行变化的规律，于无形而又实有的变化中显出人工美作用。
《淮南子》既展现文道观是自然和谐、恬愉虚静；阐述文用论强调文不胜质、素朴尚用的返璞归真；体现出愤中形外、以神为主的艺境。
抒发了中有本主、游心无穷的情感。这种“中有本主”的情感意识与“自为仪表”的艺术独创意识属因果关系，构成情感理论的有机整体。
《淮南子》的思想是唯物的，立足真实的世界，在思想层面上是自由不拘泥于形式的，生命的本体是受限制的，生命的思想史无止境的，人的作用就是就是起到一种中介作用，通过自身的审美观念，把“道”的“无为”通过人“有为”的人生意识，
由自然之道到人生之理再到艺术之神，是《淮南子》形神思想的派生结构图式，而从艺术之“君形者”经人与神关系的传递再达到神化艺境，又是《淮南子》形神思想具有丰富内涵的艺术结构图式；在此结构图式中，最易为人忽略而又最不应忽略的是自然与艺术的中介，那种“无为”之中包含着“有为”的人生意识。
从文学的“至情”到自由的境界，反映了《淮南子》的自然之道的本体意义，人之作用的中介意义和文艺自身的审美特征，达到无美之美的返璞归真的人类心灵的朴素的最本真的美。
刘安《离骚传》。其云：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同光可也。
《淮南子》在文情关系上已经超脱了先秦儒家“物感”和先秦到家的“自然说”，而是在文学艺术中寻求和时代发展相适应立足于现实又超脱于现实的思想感情，“大丈夫恬然无思，淡然无虑”，“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南怀瑾老师：儒家文化升华的朝代，更是一个严谨记录朝代，纵志舒节，以驰大区”，“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执道要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淮南子》文学思想表现出兼综博采的时代特征，其中很多艺术精见在我国文学艺术理论时空中光采熠熠。然而，总淮南之成，其文艺观本质又属于汉初特定时期，而在它出现的同时，一个大文化时代的帷幕正在开启。
汉代文学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汉武帝初年重用董仲舒，依照《天人三策》，废刑名，兴太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文化翻开了新篇章。
这里的独尊儒术不是唯儒术独尊，而是以儒术为核心吸纳各种文欢思想的精华，形成一套博众家之长的文学体系。
在汉初时期，因为地域的原因，各种文学是分散的，它们都是来源于诸藩国，以它自然发生的形态存在，这些文化的载体本身又都来自那些文学思想家，这些人又是分散和流动的。
做为一朝重心的宫廷，对于诸藩国的文学是是互相利用、制约、抗衡的微妙关系，藩国的挣钱即是依附于朝廷，又是在相对独立中自我发展的。诸藩文学是藩国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和乐享生活而形成自己的文化圈子的作用，藩国文化经过汉初文化的孵化期，随着政治势力强大，它的文化发展有的已经处在制约超过朝廷思想的高度。
汉武帝通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独尊儒术的政策方针，把诸藩国文化带领人都吸收到朝廷，通过汇众合藩的手段解散了诸藩国文化，纳入宫廷文化之中，在文化领域之中，做到了统一。
潘国文化在纳入宫廷文化之后，在格局和创新上都提升到了更宽广的领域，和宫廷文学互相增益汇通变通，而非简单的数量上的相加，而是实现了一种质的变革，与董仲舒倡导之“春秋大一统”、王吉上疏所谓“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是在实质上是对这种思想立意的转变。
汉文化的在这段转化过程中，也经历诸多文士的试错，贾谊的不遇，晁错的殒身，司马相如辗转迂回，最后终于遇见对的人—武帝，才得以施展自己满腹的才华，为汉文学添彩增色。
每一段历史记述的后面都是当时历史情境的浓缩，绝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只有寥寥几个字。
在这段时期，宫廷文化日渐兴隆，在文化大传统中表现开放的态势，雅俗两个层面的大小文化在交互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模式并产生全面展开的大文化气象。
具体表现为朝廷与民间、宫廷与藩国之间的文化交融。
汉代循吏制度对政治教化和文化传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不仅肩负着养民叫民传播文化的任务。还负责为大一统政治服务。
这些也体现在汉赋等多种文体中。在学术上对百家旧学兼综扬弃，通过依托先秦六艺文化重新构建新儒思想。
在政治层面看这个阶段艺术，汉代艺术思想鼎盛时期是粗犷雄劲、句意明快的。
（《汉书·地理志》），故画像题材多战争、狩猎等尚武内容，体现了雄浑豪放，刚健有力的北方艺术风格；四川江浙一带的南方，则由于“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
这一时期的主打思想主要源自董仲舒。
在政治思想方面，董仲舒既肯定大一统专制的合理性，同时又为这一政治制度的完成建构起囊括天人的学术思想大体系。
董仲舒政治思想是配合封建社会的高度集权的一人专制和兼包并容的开放态势之需要，但是他维护专制之主至尊无上地位的同时，但不首肯“家天下”的政治主张，更赞成禅让和征诛这两种政权互换的模式，赞同“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董仲舒文学思想并非专为一人专制服务，而是为了发扬汉初人文精神，目的是为了建立新的礼乐秩序。
他把文学作为一种为达到主观目的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
他指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对古典书籍的用途提出新解。
在文质问题上，董仲舒和《淮南子》崇尚道家质朴为美式不同的，而是将文与质对立起来，而是主张先质后文，文质统一，并将将先秦儒家“文质彬彬”的思想纳入大文化范畴而使之体系化。
在人品上，董仲舒认为“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人之受命于天，取仁于天而仁也”。他的目的是通过天地运行的人格之美威威势来抵制和约束大一统政治进程中无限膨胀的军权，对抗从有序到无序的逆熵增。
董仲舒天人思想的结构是以古老的阴阳五行学的形式制定的秩序，通过这两种文化系统对他他的思想体系进行构建，让礼乐观制度化。
西方现代哲学文艺学结构主义学说认为，外在现实和人的内心世界都存在着一定的结构，结构是由许多成分（因素、元素）组成，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的总和就是“结构”；而认识结构的方法，则需要通过理性思维进行冷静的分析，用模式去认识对象的结构。
在董仲舒的文学思想中，“天”的人格化而人又是取像于天，“天”（外在现实）与“人”（内心世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组成“结构”，而此“结构”是客观的，通过经验来建立的，而经验的获取就势必借助思考模式去认知，这也用阴阳五行框架的重要意义。董仲舒明确指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人相通的阴阳，在天为之“四行”，在人为之“四气”，构成了符合文学教化目的的礼乐秩序：
在《公羊春秋》集中表现他文学尚用的文化思想。就是对于忧患的态度。司马迁说“仲尼厄而作《春秋》”，正是一种忧世之患的传扬。董仲舒的态度正相反，他想既然超脱不了历史的深层忧患，但他对《春秋》的解释体现出一种力求摆落个人愁苦的忧患之思而展现出内心的时代雄风。
这种思想非常值得传颂。
董仲舒是汉代大文化的建构者，他思想之主要组合部分之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与公羊学精神对汉代文学思想的推进是至关重要的。在后续的需要在儒术思想的迭代中又体现出这种思想的局限性，导致君至尊而民致抑的两极走势，又体现出这种思想的时限性。
在汉文学发展史中，做为“一代之文学”的《汉赋》的地位是和楚骚、六朝骈语、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得到近代学者王国维的肯定。
《汉赋》的极盛时期是武宣时期，西京为上，颠覆了“命骚为的”的传统评价。它起源于枚乘，在司马相如那得以完成，当时的汉赋作家还有董仲舒、司马迁、枚、严助、东方朔、王褒等人。
最著名的《汉赋》：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枚乘的《菟园》、贾谊的《鸟》、班固的《两都赋〉、司马相如的〈上林》、王褒的《洞箫》、张衡的《二京》、扬雄的《甘泉》、王延寿的《灵光》还有宋玉等辞赋英杰。
汉赋在内容方面体悟颂美，在艺术上铺陈夸张，在风格上表现出广阔的心胸，雄浑的气象和粗犷的力势，使人的心智和微言大义被铺张扬厉的描绘拓展开来，通过描述性的铺叙伸展到更广阔的思想境界，纵横散文的气势被监视发挥，阴阳五行的框架造就了其规模，总之，大一统思想情感的脆枣和外轹.构成了附体文学，囊括天人的大美形态.
下面就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的一段：
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奈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荅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貤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扤紫茎，发红华，垂朱荣，煌煌扈扈，照曜钜野。沙棠栎槠，华枫枰栌，留落胥邪，仁频并闾，欃檀木兰，豫章女贞，长千仞，大连抱，夸条直畅，实叶葰楙，攒立丛倚，连卷欐佹，崔错癹骫，坑衡閜砢，垂条扶疏，落英幡纚，纷溶箾蔘，猗狔从风，藰莅卉歙，盖象金石之声，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还乎后宫，杂袭累辑，被山缘谷，循阪下隰，视之无端，究之无穷。
这是汉代大赋最具代表做的作品之一，被无数的人模仿和传颂。
在内容上，汉大赋铺张扬厉，由抒情转变为状物，通过议论抒怀，又抒发个人心绪转变成关心国计民生的情志观。在用词上词伟理雄，又简单问答、感悟起兴转向宏观论辩、假物阐理。
为了表现附体文学关的大美思想，汉服的结构之美，也表现在它宏大的形状上，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包罗繁富，结构谨严。它的架构包罗万象，气势磅磚的多层次。
第二点就是气势雄健，法度宏整。汉赋气势是逞张于法度之中，而其法度又因气势展开规模。如枚乘、相如、王褒之赋，言一物，必汇聚群象以为烘托；言一事，必纵横逞势以明所指；绘景抒情，往往一气贯注，势急情宕。然论其法度，则字法丝丝入扣，句法工而不滞，章法灵变有度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篇法疏不失整。这种形式之美对汉代大赋作家创作的影响，形成了汉赋法度、气势、论辩、理趣浑然整体的风格。
汉大赋的写作风格，采用铺陈摛文的写作方法，体物喻志，展现强烈的写实精神，但又不被眼前实景所拘泥，而能驰骋空灵豁达的神奇想象巧构瑰丽之幻境，展现出大美的思想。
（汉大赋创作表现的“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大美和“赋家之心，苞括宇宙”（相如）、“游精宇宙，流目八纮”（冯衍）的理论总结，无不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物质繁荣状况与雄奇夸饰的审美风尚，而其对后世文学思想的影响，则又衍化为“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刘勰）的艺术创作理论。）
汉大赋社会功效是“讽谏”与“尚美”的双重风格，这也是赋体文学的深层意蕴。
（乐府诗并非仅是《诗》《骚》的传承、发展，而是一种代表大文化气象的新诗体。在政治意义上，汉代采诗入乐府是对秦燔《乐经》，雅音废绝的反拨，并成为移风易俗、教化民情的施政方针。）
汉文学中乐府诗以广泛的内容和宏大的规模为其大美思想的表征。
如果将同是表现汉代大文化气象的赋体与乐府体文学思想做一区分，则汉赋以体物的方法抒写心志，其文学致用观偏于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汉乐府以叙事的方法抒写心志，其文学致用观偏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然不管体物还是叙事，二者同属于描绘性文体南怀瑾老师：儒家文化升华的朝代，更是一个严谨记录朝代，又是汉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然其大美思想之内在生命力，却是民间文学对宫廷文学的冲击和渗透。对乐府诗表现的“雅”“俗”文学交融现象，古人多从雅乐的政教意识出发，贬抑民歌。
与赋体文学观无霄壤之别，二者的兴盛同决定于西汉大文化思想。若求其相异，则大赋系宫廷文学，乐府诗多具有民间特性，其天真朴拙的艺术魅力，尤能显现中国艺术妙契人文之精神。
乐府诗汉乐府通过叙事抒写心志，其文学致用观偏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赋是通过体物的方法抒写心志，其文学致用观偏于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它们都是通过描绘来展现内容。
比如我们熟悉的《陌上桑》。
相对于淳朴的民风的乐府诗，《史记》通过“实录”和“爱奇”两个重要命题对其文学思想进行架构，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再度推崇“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对于“爱奇”的观点是多有争议。
毕竟“《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在阅读时一定要兼顾这两个方面。
（《史记》续《春秋》在形式上完成了“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的通史和“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全史，在思想上发扬了由宗教通向人文之先秦史官文化的精神。因《史记》首创“纪传体”，又使其主体结构成为一部人物的专史。如果说汉赋以“体物”的特征、汉乐府以“叙事”的特征表现文学的时代精神，则《史记》又是以“写人”的特征展示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学思想的。）
《史记》在刻画人物（历史的畸人）时“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之审美风格特征的，又集中于鲁迅所说的“畸人”身上。而这些人都具有卓异特立的才能。
（史记》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群像的塑造，表达了作者文为世用的强烈责任感，同时也形成了作者以儒家思想之进取精神为主体，兼“取各家之长以为我用”的治世思想。）
以上重要的观点都来自《汉代文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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