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新教育制度——奏定学堂章程诞生
1904年，新教育制度——奏定学堂章程诞生
1904年，清廷颁布新制教育制度——《奏定学堂章程》。
1905年，清廷决定从次年开始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论文，所有乡试、会试等旧时代关于四书五经儒家经典的科举考试内容一律停止。
清廷主管国家教育的大臣，负责组织颁发各种类型的新型教科书以适应清朝末期改革时期新的教育需要，同时要求总督、巡抚等地方相关官员尽快落实废除旧时代科举之后推广新式学堂的国家政策，以免造成国家抡才大典的断层。
在州、县、乡等各级基层单位区域广泛设立新式学堂，既然是新式学堂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论文，那就必须搞新式的教科书。
1903年，文明书局就发行了一套“蒙学教科书”，包括修身、中国历史、西洋历史、东洋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笔算、卫生、生理、天文、地质、格致、化学、动物、植物、矿物、体操等等23种科目。
这套课程基本符合近代社会的分科和学制规范的模式，按照学期制度成书，内容进度和难度在当时而言与旧式的蒙学书籍相比，有比较大的区别。
在内容上也有很大的拓展，尤其结合了西方文化和西方近代科学新知识，对学童们开阔眼界大有裨益。
1904年1904年，新教育制度——奏定学堂章程诞生，某印书馆又推出了另一套符合近代社会的“最新教科书”，介绍西方诸列强国家的政体、解释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方法和进化知识等等，为学童们展示了真实丰富的外部世界窗口。
这两套教科书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的“教科书时代”。
从销售影响来看，据史料研究，最受各地新式学堂欢迎的是某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这套教科书从1904年开始，一直发行到1911年底，发行量占全国所有新式课本份额的80%以上，独霸市场。
而来自朝廷相关机构和民间权威机构的组织出版和鼓励无疑能进一步引领时代风气、为新式学堂的创办和兴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05年底，清廷成立所谓的“学部”。“学部”编译图书局在五年内(1905～1910年)先后编纂出版了修身、国文、算学、科学等几百册教科书，向全国加以全面推广。
这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来说是里程碑式的。
但是在内地偏远的山区乡村，这种新风气还没有彻底刮起来。
少年毛泽东所在的湖南小山沟韶山冲一带，私塾仍然是学童们读书求学的唯一选择。
家族为子女读书提供条件，无非是希望自己家的孩子能够识字、记账，是为了振兴家业，或在乡间的日常纠纷中因为懂儒家经典、法律法规而占据上风。
作为这些闭塞落后的乡村人来说，他们并不奢望这些读书求学的孩子能够走出自己这个封闭的世界，可以开辟与时代相关的生活轨迹。虽然其中大部分乡村人依然信奉“学而优则仕”那一套，相信读书可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
在舅舅家接受的蒙学教育和后面几年接受的私塾教育，少年毛泽东读的主要是传统儒家蒙学读物。
虽然这些古典书籍与中国新时代教育大变革的时代潮流无法合拍，却为少年毛泽东一生的国学根底打下了基础。
当少年毛泽东初步具有了学问的辨别力和人生价值观之后，传统思想文化在一个新时代的领军人物身上焕发了别样的光彩。
旧时代的私塾先生教的关于四书五经的儒家的基础经典经书，多数时间里只会照本宣科而不进行讲解和阐释，学童们只能不断进行死记硬背，求得自主理解和顿悟。
当然除了背诵正文，在升入较高年级之后，会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对学生们进行开讲，强调朱熹的注解就是整个宇宙、整个社会最为标准的答案。这种囫囵吞枣式的学习，多数情况下不能使学生真正领会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反而会形成厌恶儒家的条件反射。
因此，背诵儒家经典、记朱熹的注解就成为所有学生为之生厌的事情。
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很不喜欢这些课程枯燥的教学形式和内容。而且旧时代的塾师教学中崇尚严管，甚至远远超出严格而变为苛刻，责罚学生成为教学管理的主要手段。
有一次，少年毛泽东从学校中逃出，为了避免回家后被家里发现逃学而受到父亲责打，竟然跑出家门在外流浪了三天。虽然一个少年只是在村子周围七八里的小范围内游荡，但却让家里着实担惊了一次，父亲毛顺生出于本能的爱护对儿子的态度略有改变，这种改变就是稍微降低了粗暴的等级。
后来毛泽东曾经多次说道：“我是不喜欢经书的。”
就连少年毛泽东这样的优秀学生尚且如此厌恶旧式儒家教育，可见旧式儒家教育中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本意渐渐式微，而它教条生硬的弊端已无从使人在教育中感受思想启示的魅力。
但毛泽东还是在这种枯燥无味的学习中有所心得，并默然转化成一种宏大思想体系的基石。
这个过程也自然地证明，无论何种教育，迈入门径之后，无论智者与愚者，皆因此有所收获；如果不得门径，那么什么好的优质的教育，都没用。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某次演讲上说：“我幼年没有进过什么新思想、新时代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
其实，毛泽东在传统教育中所收获的不只识字这么简单。
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1904年，新教育制度——奏定学堂章程诞生，“六年孔夫子”(因中间毛父的原因，少年毛泽东有两年多休学务农，所以总共加起来大约是九年的时间)对少年的毛泽东来说固然枯燥无趣，但终年的强化练习，乡间尊儒的风尚引领，出于学习而生硬记忆的知识却为毛泽东一生打下了雄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并且在此后逐步转化为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好奇与探索，这使他在以后的岁月中用起一些传统知识往往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经典书籍里真正的智慧，经过岁月交替、兵火烟尘的过滤与沉淀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论文，将与来自西方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文化思想加以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
这恐怕是少年毛泽东自己也始料未及的。
也就是说虽然毛泽东是中国新思想的领军人物，更是新时代的开辟者，但他身上最深的烙印却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他最喜欢的书籍是《资治通鉴》、《孙子兵法》、《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古典书籍，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练书法、作古典诗歌，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国历史精神的传承和中国古典诗歌的传承都做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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