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獻學：论杜甫的儒家精神|教师签名
古典文獻學：论杜甫的儒家精神|教师签名
课程名称：古典文獻學课程代码：教师签名：论杜甫的儒家精神摘要：在我国古典文学发展过程中，杜甫是始终绕不开的一座诗歌高峰。这位诗人以其对于现实人民痛苦满怀同情地记述以及自身璞玉天成的才华，为我国的诗歌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他居平常之位行不平常之事，这种儒家所践行的儒家思想以及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都对后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关键词：杜甫儒家精神君子人格伦理杜甫（712—770），河南巩县人。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杜工部。盛唐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任左拾遗，故亦称为杜拾遗。传世诗歌有1500多首，被后世尊称为“诗圣”、“诗史”。在中国古典文学长达两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中，自《诗经》出现，孔子提出“诗言志”的观点以来，直到新文化运动，诗歌都在古典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期间于不同朝代，不同时期虽然有“汉赋”、“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一朝之文学”的盛兴，但诗歌的政治抒情作用基本没有太多改变，在文学价值长期依附于社会政治价值，“文以载道”的古代，诗歌也因对民生疾苦的观照而引起文人的重视，而这种诗歌艺术的代表，便是杜甫。而杜甫被后世广为推崇的，不仅仅是其诗歌创作艺术，另一方面，其作为儒家精神的代表与楷模，是后世无数文人所效仿膜拜的榜样。
如文天祥在被俘北上后，他在《集杜诗自序》中说："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六）杜甫的人格力量从此处可以略窥一斑，而杜甫于宋朝以后渐受激赏的原因，苏东坡曾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东坡集》卷二四）即杜甫的伟大不仅在于其作为集大成者的“诗圣”身份以及他沉郁顿挫的诗歌创作艺术，更重要的是，杜甫以其人生经历及思想向后世文人昭示：人格的成圣化是可行的。出生于书香世家，杜甫自幼年便接触儒家思想，其祖父杜审言作为“文章四友”之一，对于杜甫更是有极大的影响，无论是积极入世方面，还是诗歌写作方面，杜甫在后来都莫不时时以祖父自励。因此，在《宗武生日》一诗中，他才自信地说：“诗是吾家事”。而《进雕赋表》中，杜甫对其祖父杜审言的推崇显而易见：“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而杜甫对其祖父的崇拜，再加上杜审言的潜移默化，奠定了杜甫身上的儒家思想基础。从“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的七岁学诗开始，到青年读书漫游，中年困居长安，以及后来的为官时期和西南漂泊，杜甫的儒家精神一直如影随形。
在《拯救与逍遥》中，刘小枫提出“君子人格”的概念：“君子人格之所以意志自足，乃因为君子人格内在地具有天道的价值蕴涵„„儒家信念对君子人格的高度弘扬，并被没有理由，之所以‘夫大人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乾文言》），乃是基于下列三项依据：君子与圣史同一、与习传伦理同一、与天理同一。”而杜甫毫无疑问是这种君子人格的体现者，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杜甫明确地提到自己的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对于三代先圣的仰慕，渴望有一个贤明的君主任用自己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经常持有的思想，杜甫也不例外，终其一生，他都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心态，因此，杜甫参加了两次科举，向皇帝三献其赋。但无论是《雕赋》、《三大礼赋》以及《封西岳赋》还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旅食京华生活，都未能让杜甫得偿所愿。而杜甫对于圣史仰慕的另一方面，也与其家庭背景息息相关，远祖为西晋名臣杜预，祖父杜审言为张易之兄弟座上宾，父亲杜闲玄宗先后任兖州司马、奉天令两职，可见杜甫《进雕赋表》中所说“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炤耀于明时。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
”其“奉儒守官”一语，所言不虚。而在中国古代道德化的社会生活中，“述祖德”是士大夫的一种传统，杜甫对于这样的家世毫无疑问是十分自豪的。而至于天人合德，从杜甫诗中我们不难发现如《兵车行》这类对于民生疾苦十分关注的体现悲天悯人情怀的作品。这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君子人格在杜甫那里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见“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儒学品格才是杜甫诗歌催人泪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尽管在唐代思想比较解放，儒释道三家都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思想方面也呈现出百花争放的状态，如李白对于道家极其敬仰，王维则笃信佛教。但杜甫终其一生都如清人刘熙载所言：“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艺概》卷二）无论是怀才不遇，还是颠沛流离，杜甫都将儒家精神作为其安身立命的根本。虽然在《醉时歌》等一些诗歌作品中杜甫作激愤语：“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但这种激愤并不是对整个儒家思想的质疑与放弃，否则，杜甫完全可以学习他的偶像李白，“且放白鹿青崖间”，去过超脱的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首诗反而说明了杜甫对于儒家思想的难以割舍，正如王嗣爽所分析的“此篇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薄儒术，非真齐孔、跖，亦非真以酒为乐也。杜诗‘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即此诗之解，而他诗可以旁通。”（《杜臆》卷一）更何况，这首诗的名字中还带有一个“醉”字呢，病酒之语，岂可当真？而杜甫身上的儒家精神操守，一方面表现在对于民生疾苦的极度关注，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对民生的悲歌，如著名的《三吏》、《三别》无不是刻画了战乱时期民生的艰难以及对人民的同情。而在“雨脚如麻未断绝”的情况下，杜甫心中惦记的仍然是“天下寒士”，因此他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呼喊。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不同于孔子、孟轲以救世主自居的姿态，杜甫的仁爱精神表现在推己及人上面，即诚然，自己对于痛苦，对于不幸，也是会有悲哀愁怨的，但杜甫总能由一己悲欢联想到苍生万民，时时不忘民生。而相比孔孟立于高高在上的神坛，杜甫的这种由己及人的关注更显得真实，也更为让人信服。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也可以时常见到杜甫对于一己私情的抒发，如在四年流亡生活略微安宁后，杜甫欣然写下“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的诗句（《江村》），而杜甫也有七情六欲，因此在月圆之夜时，他也会思念妻子，说“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月夜》）但杜甫并非只沉浸在一己悲欢中不能自拔，在幼子“无食致夭折”后，他仍能“因念远戍卒”李白儒家思想，想到在远方戍边打仗的人。
而杜甫对于后世文人的极大影响也在于，尽管作为常人，拥有人人皆有的七情六欲，但杜甫可以超越一己私情，而对民生艰难时刻牵念。儒家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的另一方面，可以回归到苏东坡的概括“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即“一饭未尝忘君”的爱国主义精神。杜甫本身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十分不幸的，在杜甫的诗歌中，有许多都是写自己贫病交加的诗句，旅食长安时，“饥卧动即向一 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可以说是这段贫苦生活的真是写照，而即便 流落成都后，仍然是“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 东。”（《乐府百忧集行》）即便后来有严武接济情况略微缓解了一些，但严武死后，杜甫晚 年仍过着流亡的生活，而《新唐书》本传中对于杜甫死因的记载，“大历中，出瞿塘，下江 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李白儒家思想，一夕卒。年五十九。”尽管对于杜甫死因历史上众说纷纭，但从这段史书记载上至少可以看出杜甫是如何贫苦。贫困少食，并且体弱多病。在颠沛流离的流亡 生活中，杜甫患上了许多病症，有肺病古典文獻學：论杜甫的儒家精神|教师签名，其诗云：“衰年病肺惟高枕，绝域愁时早闭门。”(《返 出热中肠”。(《又上后园山脚》)同时还患有消渴病，因而流落至夔州后，杜甫说“飘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秋日夔州府书怀》）但是，在这种贫病交加的生活境况中，虽然有过 对于这种情况的忧虑哀愁，但是杜甫并未如同常人一般陷于自怨自艾，或者怨天尤人。
他仍 写下“明光起草人所羡，肺病几时朝日边。”(《十二月一日三首》)的诗句，杜甫所关心的 仍是国家社稷，并且想要对国家有所贡献。“我多长卿病，日久思朝廷”（《同元使君春陵行》） “我虽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别蔡十四著作》）这些肝肠内热的诗句充分显示出杜甫在如 斯贫苦的生活中仍然怀有的拳拳爱国之心。 无论是“达则兼济天下”，还是“穷则独善其身”，杜甫都以其所言所行为后世儒生提供 了榜样。而其影响正在于，尽管终其一生，不被君王所重用，生活贫苦，颠沛流离。然而， 即便是在这样的困境中，杜甫仍然未对其一生所信仰的儒术产生质疑，仍然以一颗赤子之心， 去关怀国家，心系苍生。杜甫以其一生向后世文人昭示出：在儒术这一思想体系内，个人成 圣的行为是可以实现的。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杜甫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一个范本，而最为重 要的一点在于古典文獻學：论杜甫的儒家精神|教师签名，不同于李白的天纵奇才，也不同于上古尧舜生而得天道，杜甫所提供的范本 是可以学习的。即后世文人通过杜甫的生平经历，可以反观自己对于儒术的信仰，而且李白儒家思想，这 面镜子不是上古三代的那种传说，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存在过。并且，无论是杜甫诗歌艺术 上讲究“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炼字炼神，还是其人格上“长使英雄泪满 襟”式的对于国家苍生的极度热爱，都不是天才式的只可膜拜不能学习的超绝人世，而是有 迹可循，有图可仿，可以学习，可以效仿而达到的境界。
从这一点而言，杜甫为后世文人展 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成圣化途径。 而杜甫的诗歌艺术，以及其身上“仁”的儒家精神，对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明 朝以来，便受到士大夫们的推崇。而“千家注杜”这一盛况更说明了杜甫诗歌以及人格魅力 的强大。即便是将诗歌看做是玩物丧志而宋代理学代表者，朱熹也对杜甫的人格给予了极高 的评价，曾把杜甫与诸葛亮、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五人称为“五君子”，说：“其所遭不同， 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王梅溪文集 序》，《朱文公文集》卷七五）这种认识在宋代理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而著名的杜诗注家钱 谦益，于清兵入关后主动迎降，并一度仕清。在晚年在笺注杜诗时作《后秋兴》十三迭以步 杜诗《秋兴八首》之原韵，也被世人认为是"特以文墨自刻饰，非其本怀。"（见章太炎《检 论》卷八）然而，《后秋兴》中包含的感情便比较复杂，其晚年对于失节问题是心怀悔恨的。 退而言之，即便《后秋兴》刻意自饰，并非本意，但也须借助杜甫的人格力量。这从反面说 明了杜甫的伟大。 作为诗歌中的集大成者，用血泪为民生而歌，杜甫以其儒家精神的伟大人格向后世昭示 了平民成圣的可能，更以对人民的关怀及对于祖国的热爱，为古典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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