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时中”思想及其对领导思维的启示
先秦儒家“时中”思想及其对领导思维的启示
【摘 要】先秦儒家的“时中”思想具有多重内涵。从词义上看，“时中”一词包含着“无时不中”和“即时而中”两方面含义，既是对中庸之道恒常性和普适性的强调，又蕴含着对个人随时应变和灵活性的要求。“时中”思想作为一种理想的道德品质与价值目标，亦是对领导干部现实实践具有重要指导和启示作用的方法论，是新时代干部在处理各种复杂现实情况时应当具备的重要领导思维。具体而言，领导干部应当具备“无时不中”的领导理念，遵循“即时而中”的领导原则，具备通权达变的变通思维，深入研究和认识“时中”思想蕴含的理论品质和领导思想。
【关 键 词】儒家“时中”思想；领导干部；领导思维
【作者简介】李闫如玉（2003— ），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儒家哲学。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23）02-0059-05
“尚中”是中华民族绵延深厚、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对于中和观念的形成有首创先发之功。先秦时期，儒家便体现出尚中、贵中的思维倾向和价值追求。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形成了以“中”为准则对个人进行评价和要求的思维方式，并将“中”作为现实生活中的重要道德规范。“择乎中庸”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对中庸、中和的高度重视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精神传统。其中，“时中”思想是中国传统中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的“时中”思想是“尚中”这一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
一般而言，“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含义。“时中”思想不仅直接与中庸等重要范畴相关联，更强调了“时”的重要性，显示出当时思想家对于历时性变化的自觉认识与把握。历史上不少学者都曾表达过对“时中”思想的重视。如《朱子语类》中曾提到，“‘时中’之义甚大”，“自古来圣贤讲学，只是要寻讨这个物事”。［1］这一观点将自古及今圣贤讨论讲学的最终目的悉数归集于“时中”，可谓对“时中”思想做出的极高评价。在回归经典文本探寻义理之外，“时中”思想还有指导现实实践方面的价值，为新时代的领导思维提供了方法范式。因此先秦儒家“时中”思想及其对领导思维的启示，本文将着重探讨“时中”思想对于领导思维的重要方法论意义。
一、“无时不中”
从《论语》的相关记述中便可以看出古代哲人对“时中”思想的重视。在《雍也》篇中，孔子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孔子看来，中庸作为道德是至善至美的，而人们却很少能做到。刘宝楠解释道：“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2］此处指出，“庸”本可作“常”解，也就是说“常用”乃是中庸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至高之德的中庸需要时刻保持，实现“常用”，即将其运用在万事万物上。在《子路》篇中，孔子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孔子不但提倡中庸，还进一步提出了“中行”的概念。“中行”即“行于中”，指行为合乎中庸之道。每一个人实现其中庸的路径与表现可能各不相同，但只要坚守中道，便已是接近于中庸的理想状态。《尧曰》篇是有关孔子政治理想的重要篇章，主要论述了尧禅让帝位于舜及舜禅让帝位于禹的事迹，是对三代之善政和孔子治国思想的展示，其中便有对“时中”精神的强调。《尧曰》篇云：“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尧、舜禅位时，都曾以“允执其中”的标准告诫后来的统治者先秦儒家“时中”思想及其对领导思维的启示，而“允执其中”就是指将中庸之道作为“常道”时时贯彻执行，由此可见“时中”思想在孔子心目中的重要性。
作为“六经”之一的《尚书》，同样体现出“无时不中”的“时中”思想，表达了“随时居中”的思想倾向。与“时中”相关的论述中，以《大禹谟》中的“十六字心传”最为著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通俗地说，就是人的思想是危险的，道的内涵是精微的，只有体察道的精微且始终如一地遵守，才是实实在在地秉承了不偏不倚的中和之道。以其中蕴含的对“时中”思想的发挥而言，“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八个字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允执”即坚持，从词义观之，“允执”显然是与时间相关的规定。欲真正体察“道心”的精微之处，必先经过长期而恒久的努力，依照“精”“一”的标准专心守住中道。与此相一致，《尚书·盘庚中》中提出了一则具体的事例：“不易！永敬大恤，无胥绝远！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这是商朝君主盘庚对群臣的提醒，警示他们应当永远体谅王的忧虑，不要互相疏远，要将中正之道常存心中。将这段话作为一个意义整体来看待，可以发现，“各设中于乃心”的号召实则与前句中的“永”字相联系。因此，这里是将处于“中正”之道作为恒久不变的要求，与“无时不中”之旨同归。
在“六经”的众多讨论中，对“时中”思想进行充分阐释的著作首推《中庸》。如前所述，“时中”与“中庸”两个范畴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中庸实为关系《中庸》全书大旨的中枢和主题。因此，若要深入分析和辨明“时中”的内涵，就必须首先将《中庸》的文本置于我们关注的视野中。《中庸》全文直接提及“时中”二字的有一处：“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朱子解《中庸》此句时说：“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3］这就是说，君子之所以能够达致中庸的境界，对“随时以处中”的严格履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君子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行动时刻不违背中正之理，一举一动往往能合于中庸的法则。言下之意，“无时不中”是“时中”一词的基本内涵，指一种时刻履行中道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要求处处合中、时时处中，指向一种连续、持久的一贯状态。从“无时不中”的角度观之，孔子本人便是“时中”思想的积极提倡者和践行者。在《中庸》第七章中，有一段孔子关于践行中道的自述：“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此处固然是孔子的自谦，却也是孔子真实想法的展示。对于既已“择乎中庸”却不能长久守之的不满，反映出孔子认为中庸之道必须时时坚守的态度。道德修养的理想境界和要求是随时随地、事事处处、持续不断地“处中”，使举止每时每刻地保持在中庸的轨道上。
在《中庸》之外，《礼记》的一些篇章同样彰显了“无时不中”的思想。《礼记·乐记》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肯定了礼的本质在于中正之道，礼所构建的社会政治秩序以“中”作为基本准则。对于礼的本质的问题，《礼记·曲礼》中还有另一则说明：“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将这两处论述合勘不难看出，其深刻用意在于说明，礼不仅被赋予了中正的本质，更蕴含着实践方面的要求。《礼记·乐记》对于礼之本质做出了更进一步的具体规定：“礼者，天地之序也。”指出礼是天地万物的秩序和法则，具有天地之常经的意义。这就体现礼内在的中正的原则同天地一样恒常不变，而这种持续性又与“行修言道”的实践密切相关。将以“中”为本质的礼与自然秩序相联系，又具备“行修言道”的主动性，这便构成了“无时不中”的理想图景，亦是“时中”思想的核心体现。“无时不中”的原则还在礼的作用上得到展现。此外，《礼记·仲尼燕居》云：“夫礼，所以制中也。”孙希旦解释道：“礼者，天理之节文，所以裁制人事之宜，而使归于中者也。”［4］礼的主要作用是对人事进行节制并使其合乎中道，任何有偏于“中”的行为都将被礼纠正，从而时时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礼记》所传达出的思想观念是：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有效的工具，礼的存在使等级秩序得以建立。若没有这种秩序，社会将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遑论普遍和谐的实现。由此可见，礼治是追求和谐状态的必由之路，而“无时不中”的中庸之道则是实现和谐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论语》《尚书》《中庸》《礼记》等经典文本中，“时中”一词“无时不中”的义理都得到了具体而深刻的体现，其核心即时时刻刻居于中道，主要突出了“时中”思想的恒常性。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既是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亦是现实生活中可以长久行之的道德准则。“中”有中正、中庸、中和等义，“时中”的实质与核心便在于时时皆能恰到好处、掌握分寸。“时中”原则具有普适性，要求主体时刻注意不偏不倚，合于中正，不仅蕴含着先秦儒家一以贯之的实践理性和实践智慧，也使得“时中”思想在后世的中庸哲学中被不断汲取和运用。
二、“即时而中”
除了对于恒常持守之态度的肯定，“时中”思想还有要求人们灵活多变的一面。如“二程”在讲论“时中”时所言：“‘君子而时中’，谓即时而中。如禹、稷当颜子之时，不为颜子所为，非中也。颜子亦然。”［5］“即时而中”，重点在于“即”，就是随时随地而处中的意思，要求人们在不同的时空状态下去实践中庸的法则。“即时”一词所表述的是“时”的变动性，凸显了时间变化发展的横向维度。与“无时不中”相较，“即时而中”虽只有一字之易，却无形中开辟出了另一片可供阐发的语义空间。至于“即时而中”的具体内涵，“二程”在此处所举的例子便是极好的说明。大禹、后稷和颜回是儒家理想人格中的模范和代表，亦是后世学者所追慕和模仿的对象。三者所处时代不同，在具体实践上也有所差异。然而，若使大禹、后稷生活在颜回的时代，以中庸的原则观之，颜回所为已是当时所能实现的最理想结果。即使禹、稷再世，处颜回之时如不为颜回所为，同样是对中道的偏离；若使颜回易地而处，亦是同理。其原因就在于，当具体的“时”发生变动时，个人的实践唯有同当下的实际环境相适应，才能够真正符合中庸之道。“二程”的这段论述展现出“时中”思想的另一条阐释路径，即突出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坚持一切依照当下的时间条件为转移的动态原则。“即时而中”意味着中道的实行需要随势而变，依据不同的环境和情况而有所变化。这就要求个人在周围环境等条件发生变化时，不断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从而使自己的行为与新的环境之间始终保持协调一致的关系。
作为儒家元典的《周易》是“时中”思想的重要源头。综观整部《周易》，可以发现其中贯穿了对“即时而中”这一理念的运用、注解和发挥。如，《损·彖》：“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艮·彖》：“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作为卜筮之书，“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的特性内在地决定了《周易》内容与“时”的范畴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也正是书中不断出现对“时”与时机的强调的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代经学家惠栋在《易尚时中说》中强调“时中”思想是易道的核心：“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6］《周易》的经文与卦爻象中，原本便蕴含着“即时而中”的思想，《彖传》更以此为根据，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和发挥。诚然，“时中”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某卦某爻，但其中直接提及“时中”二字的，仍仅见《蒙·彖》中的相关文字：“‘蒙，亨’。以亨行时中也。”蒙之卦象，譬如在高山之下遇到险阻，碍于险难而止步，彷徨不前。针对这一具体困境，《彖传》中指明了一条出路，并给出了比较系统和深刻的回应和解答。经文既然说蒙而亨通，说明可以顺沿亨通之道，施行启蒙而把握适中的时机。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时间、环境、条件变动不居，人们所要把握的对象自身也非一成不变，只有较好地掌握了对象与主体之间的变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使动静进退与“时”相应，方能够突破绝境，达致中庸的理想境界。这就是“以亨行，时中也”的真正内涵。
孟子同样继承并充实了“时中”思想中“即时而中”的精神内涵，并将其发展为以“执中”为核心的思想理论。其实，“执中”的方法论在孔子时就已出现，体现在“过犹不及”“叩其两端而竭焉”等论述中。在孔子看来，“过”与“不及”是人的思想行为之两端，二者均有所偏，因此，唯有对极端进行否定后，才能得出合乎中庸的结果，这也就是“叩其两端而竭焉”。孟子承袭了孔子的核心思路，并进一步将其概括为“执中”的方法论。《孟子·尽心上》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痛斥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极端举动，同时又指出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对这两种片面的思维方式的分别否定为基础，孟子得出了“子莫执中”的结论，提出“执中”才是面对纷繁世界时应当遵循的正确法则。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中庸境界的追求过程中，孟子特别点出了“权”的概念。孟子认为“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强调“权”是“执中”的重要条件和前提，无“权”之“中”不过是在无谓“执一”而已。那么，究竟什么是“权”呢？冯友兰先生解释道：“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性，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7］由此可见，“权”与“灵活”（即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我们从中亦可看出“权”与“时”的密切关联。与此相关，孟子曾评价孔子为“圣之时者”，这也反映出其对于“即时而中”思想的推崇。
不宁唯是，作为战国末期的重要思想家对儒家思想的认识与评价，荀子同样重视“随时而中”的“时中”观念。《荀子·天论》云：“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为，匿则大惑。”与其他的儒家学者相一致，荀子同样将中庸作为一种实践取向。以此为基础对儒家思想的认识与评价，荀子认为，若在实际行动中与中道的基本规律有所偏离，便将走向一种非正常和不可取的状态，若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则必然会产生疑虑与困惑。《荀子·儒效》篇载：“先人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荀子·不苟》篇又云：“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以“先人之道”为基准，荀子肯定了遵循中正之道的绝对性，同时也认识到“时”在其中不可忽略的作用。随着时代、社会关系等条件的改变，正确的做法是学会“与时屈伸”“以义变应”，在坚持原则的同时，适当地随时变化和调整。荀子对于“时”的理解，还体现在他对国家治理和政治实践方面的思想阐述中。《荀子·大略》云：“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荀子认为，物质基础和道德教化是治理百姓的两大关键，其中，使百姓生活富足是涵养百姓性情的前提和基础。具体而言，就是不耽误百姓耕作的时节，顺应时节而采取各种统治措施。将荀子有关“时”与“中”的论述合而观之，可以看出荀子对随时应变的重视。中庸之道固然有其一定的内涵与规定，然而，只有在具体条件和情境中随势而变、把握“即时而中”的方法，才能够真正符合“时中”的基本要求。
三、先秦儒家“时中”思想对领导思维的方法论启示
“时中”思想不仅蕴含着深刻的义理，更是实践层面的方法论，对新时代领导干部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深入分析“时中”概念的鲜明现实倾向，看到“时中”方法论对于领导思维的有益启发，正是“时中”思想在当今的价值所在。
首先，领导干部应当具备“无时不中”的领导理念。“中”作为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实则不易保持。因此，如何针对具体问题做出恰到好处的判断，是检验领导干部决策能力与决策水平的重要标尺。新时代的领导干部要遵循“过犹不及”的原则，在做出决策、决断时把握好分寸，注重对中庸常道的保持，从而实现和谐发展的目标。“中”所提示的是对于度的把握，儒家强调“过犹不及”，要求人们“无过无不及”。当一种事物量的变化在“度”的范围内时，事物的质不变；若量的变化超出了“度”的范围，事物的质就将发生变化，这是事物本身发展的一种必然性。因此，保持事物的稳定，就要做到适度。“时中”思想对“度”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充分肯定，要求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参与其中，从而使事物内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矛盾双方实现平衡与和谐。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就是要增强责任意识，在充分考虑现实的情况下做出合宜、正确的决断。
其次，领导干部应当遵循“即时而中”的领导原则。“即时而中”是体现事物变动性的范畴，是对人的主动性更充分的考验。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变易，认为只有不断变通才是事物发展的长久之道。儒家并不做无谓的理论假设，而是主动与现实进行沟通和联结，以最平正真实的目光看待世界。具体而言，“时中”思想作为一种方法论，是对个体主动性的充分发扬和彰显，而接受人民的考验、切实解决人民生活中的矛盾和难题，是领导干部的基本任务之一，也是其在工作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鲜明体现。领导干部在坚决、充分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同时，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实际执行中保留一定的灵活性，在遇到难以取舍、左右为难的情况时，运用“即时而中”的领导思维，在集思广益的前提下全面比较，以“无过无不及”的态度选择出最佳方案。“即时而中”体现出“时中”思想中进取和创新的一面，这种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核，对领导干部增强政治素养、提高执政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再次，领导干部应当具备通权达变的变通思维。《周易·系辞下》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就是说，要在变动不已的世界中保持积极应对、唯变所适的态度，将进取与持恒有机地结合起来。世界的全部真实就是万物变动、生生不息，从领导干部执政的角度而言，就是要强调权变的重要性。新时代的领导干部应当善用变通思维，善于把握时机、因时而变。在具体情境中，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在变化的客观世界中一成不变，是有悖于万事万物发展规律的，这就提示新时代的领导干部要随时根据外部世界和环境的变化做出治理方式方法上的调整，积极应变，避免落入固定、僵化的执政模式。具体到日常工作中，就是反对僵硬固执、机械死板的工作作风，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条件为转移的动态原则，依据环境条件的变化不断做出相应的改变调整，使领导行为与新的环境对象保持和谐一致，以动态的平衡长久保持不偏不倚的统一协调关系，这样方能应对种种现实挑战。
最后，领导干部应当深入研究和认识“时中”思想蕴含的理论品质和领导思想。儒家“时中”思想既折射出对于中庸思想的吸收和继承，又是对领导干部现实实践具有重要指导和启示作用的方法论。儒家中庸思想、方法论存在着内容上的相互包含、逻辑前提的先后承接等内在联系，而“时中”概念以其内蕴的主体自觉性，使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协调统一得到了充分展示和彰显。儒家思想一贯包含着“上达”与“下学”两个面向，这几乎已成为历代学者的共识，构成了儒家思想理论的基本特征。就“时中”思想而言，“上达”可追中庸之道，“下学”便要关注现实层面的落实和践行。此外，“时中”思想蕴含着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领导思维，富含唯物辩证的逻辑思维，与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相合，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观。新时代领导干部应当深刻认识“时中”思想的当代价值，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领导理念中汲取营养，深入研究和认识其中蕴含的理论品质和领导思想。
总而言之，先秦儒家的“时中”思想内容深刻、内涵丰富，不仅为后世的中庸哲学确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还对现实实践及其方法论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君子而时中”，既包含着儒家对人之主体性和实践能力的一贯追求和强调，还为新时代的领导思维提供了方法范式，对提升新时代领导干部的科学领导水平和能力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4：1521.
［2］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247.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9.
［4］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1268.
［5］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对儒家思想的认识与评价，1981：393.
［6］惠栋.易汉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7.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44.
（选自《领导科学》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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