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原学派与明代关学中兴的社会背景出发之道
三原学派与明代关学中兴的社会背景出发之道
三原学派与明代关学中兴。明朝开国初期，程朱理学巳经在全国占据独尊的地位，也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程朱之学逐渐沦为官方统一意识形态的工具。各地的有识之士对于此种现象多有不满宋朝的儒家思想法律化，为了争取独立思考的自由，开始发掘和彰显本地先贤思想，以此来争取地方士人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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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域也不例外，关中理学家开始意识到张载是有别于程、朱之外的独立思想家，并用实际行动表现出对张载的推崇。正如吕妙芬所指出：“随着地方士人群体及学术动能的增长，研充、反思自身传统的能力也提升，而在对学术传统反思与建构的过程中，作为学派开创者的张载也再度唤起人们的记忆及相关的纪念行动。”
至此三原学派与明代关学中兴的社会背景出发之道，明代关学开始中兴，出现了关中地域范围内的小学派，有河东、三原、甘泉等关学别派，其中各个学派之间有交流和往来，三原学派也不例外。从明代关学中兴的社会背景出发，以此来梳理关学复兴的外部条件，并在此基础之上，再进一步地具体论述三原学派和河东学派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朱子学背景下的明代关学“中兴”。公元1368年宋朝的儒家思想法律化，朱元璋称帝，定都南京，国号大明，明王朝由此建立。朱元璋通过参加元末起义而建立政权，凭借暴力手段登上皇位，他吸取元代灭亡的经验教训，意识到：“元虽亡，史所以劝惩，不可废。”
在朱元璋看来元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元朝统治者为异族人，异族人无法真正地效法三代成为正统，而自己作为纯正的汉人，是有资格和能力效法三代的。因此朱元璋主张提倡三代之治，并明确以儒家“仁义，治天下之本”为统治之方针。
朱元璋作为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家圣贤之学，对理学十分重视，自称“以理学开国”，并肯定：“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明王朝自明太祖朱元璋起，便有意识用儒家理论来论证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以维护政权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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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朱子学被统治者所采纳，在明初成为统一知识分子与民众思想的准绳，以此成为维持王朝统治的工具。
自朱元璋起，明代统治者开始了一系列统一思想的举措，其中以统一官方教育和制定统一的科举考试内容为主。明代初期的学校大多为官办学校，称为国子监亦或太学。明太祖朱元璋起初在南京设置国子监，明成祖朱棣后来迁都北京，又在北京设置国子监。
由于明代初期还未出现私学，所以作为官学的国子监可以被视作是当时整个社会教育的最高水平。据记载国子监于洪武二十六年时，其中监生就己高达八千多人，可见其发展之盛。对于监生所学习的内容，统治者亦有所规定，国子监中的学生主要所学的内容以《四书》、《五经》、《大明律令》等为主。
在学习完成之后，部分学生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而出仕做官，另一部分学生可以直接被选拔为官吏，后来随着科举考试的流行，由科举考试所选拔出来的进士地位的提高宋朝的儒家思想法律化，科举考试成为明代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国子监在此背景之下也逐渐衰落。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正式建立科举制度，并对科举考试的内容予以限制。就考试内容来说，以《四书》、《五经》为出题范围，其中《四书》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作为解释依据，并且考生只能对《四书》、《五经》中的一句经典来进行阐发，其所阐发的义理要以朱子之说为主要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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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其所书写的内容格式也要求，格式要以八个对偶句组成，即所谓“八股”。因为朱棣以藩王的身份起兵造反称帝，这一行为完全违背了儒家所讲的伦理纲常，因此朱棣急需一个强大的理论来为自己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做出说明。
他延续了朱元璋的做法，大力提倡编订经书，将程朱之学作为统一学者思想的准绳，以便能更好的控制士大夫的思想意识。
从上述明成祖朱棣为《性理大全》所作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两点：第一，明成祖认为自己是继太祖之位而来，因此要勤勉地励精图治，他认为治道的关键便在于继承圣人之“道”。
朱棣认为只有儒家的六经蕴含着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不在别处，就在人伦日用之间，因此他要大力推崇和倡导儒家伦理纲常。第二，他下令编纂三部大全的根本目的在于“家不异政，国不异俗”，其主要用意在于整齐民心与民风，回到“淳古之风”。
实际上，明成祖对儒学的倡导并不在于发展和活跃传统儒学思想，他只是肯定程朱理学中有有利于统一民众思想的内容。自此《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的颁布，意味着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同时也标志着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一意识形态的理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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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背景下，当时学者要想通过科举考试，便要读此三部《大全》，即使是无意识出仕做官的学者，其日常所读之书也在此范围之内，这也就自然出现了“明初诸儒，皆朱熹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護秩然”的现象。
在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之下，明初学者几乎都是以朱子学为宗，以河东学派创始人薛瑁为例，据记载他对官方所颁布的《性理大全》手不释卷，并且十分肯定朱子的功绩，他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己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
可见，明成祖所下令编纂的三部《大全》对明初理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其中所收录理学家的资料选编有助于当世学者了解程朱之学的道统谱系。但是，明成祖编纂三部《大全》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加强对民众以及士大夫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所以其中内容也仅限于普及型文献资料。
“三部大全”作为官方的文献资料，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进行真正的义理探究，因此在内容的选取上择取有利于思想统治的注解，而不去探究经典真正的意涵。
以这“三部大全”的具体内容为例，《五经大全》包括《周易传义大全》、《书传大全》、《诗经大全》、《礼记集说大全》以及《春秋集说大全》，其中除了《周易传义大全》是在程颐《周易程氏传》和朱熹《易本义》的基础之上附加其他多个学派的解易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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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诗经大全》是以朱子《诗集传》为主，具有一定的价值之外，其他三经的编选都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以《五经大全》中的《春秋集传大全》为例，全书七十卷都是依据元代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稍加修改而成，汪注的学术价值并不高，“其书所采诸说、惟凭胡氏定去取，而不复考论是非。”
而编纂者又不加以详细考证，使得其中错误百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明代官方所编纂的经学注疏的学术价值并不高，而对于其他两部书来说，《四书大全》则完全是在朱子《四书集注》基础之上的扩充。
其中所引用的注解都是程朱学派为例，并将此作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唯一标准，致使天下学者皆以朱子学为“是”，正如清代朱彝尊所描述道：“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为可缓；以言《诗》、《易》，非朱熹之传义弗敢道也；
以言《礼》，非朱熹之家礼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书》、《春秋》，非朱熹所授，则朱熹所与也；道德之一，莫逾此时矣。……言不合朱熹，率鸣鼓而攻之。”可见，当时学者要想有所作为，则必须贯彻明成祖所提出的：“有发明经义者取之，悖于经旨者去之”的原则，程朱之学成为统治者要求学者所要遵守的绝对真理。
可以说，由上述明初统治者所制定的文化政策和三部《大全》的内容来说，程朱之学在政治权力的推动之下，正式成为朝廷的官方之学。从表面上来看，统治者经由科举考试这一手段，在一定意义上推广了程朱之学的传播，但实际上也是彻底的将程朱之学作为统一思想的理论工具，使程朱之学丧失了本来的活力而变成了教条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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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沟口雄三所评价道：“通过明、清两代成为科举的中心和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朱子学，是明、清两代把作为君臣、父子、上下秩序的意识形态而发挥作用的的宋代朱子学改造为适应于体制教学的朱子学。”
不仅如此，对于儒家学术本身来说，这种与政治权力日益紧密的联系，表面上看起来是以程朱理学的形态进入到了权力中心，但实际上理学在被统治者纳入到权力中心的同时，它也只能为权力所服务，进而丧失了相对独立的存在空间，也逐渐失去了自我理论不断更新的可能。
至此，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下的朱子学可以代表明代初期的整个文化背景，即程朱之学在被统治者推崇的同时，一方面它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和兴盛，但另一方面它必然会流于虚伪和世俗化，因为它居于统治地位，与利禄结合也是其学说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地方的有识之士在官方思想严格的笼罩之下三原学派与明代关学中兴的社会背景出发之道，开始兴起了不同于官学的私学，地域性学说也逐渐开始被重视起来，明代关学也是在此背景之下得以“中兴”。
同时，以薛敬之、吕梢等人吸收和继承了薛瑁的思想，关中地域的河东学派也由此形成。直到明万历之后，关中大儒冯从吾、张舜典以及李二曲的出现，都可视作是明代关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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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依托关中地域而自发产生的关学别派，由于跨地域和跨领域的融会和交流，使得各个学派的人物之间产生了一定的交往和思想上的交流，三原学派也不例外。
结语
其中，三原学派与河东学派之间的交往曾让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提出三原为河东别派的说法，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笔者试图以黄氏此说为切入点，从学派宗旨上对三原与河东之间的关系作一简要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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